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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行政区划的首要因素是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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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权力的范围和边界,由行政区划决定。我国实行“属地管理”,地方事权与行政区划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先从行政区划角度来分析权力划分。

影响行政区划的首要因素是“外部性”,这是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在公共场合抽烟,让别人吸二手烟,是负外部性;打流感疫苗,不仅自己受益,也降低了他人的感染风险,是正外部性。一件事情该不该由地方自主决定,可以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考虑。若此事只影响本地,没有外部性,就该由本地全权处理;若还影响其他地方,那上级就该出面协调。比如市里建个小学,只招收本市学生,那市里就可以做决定。

但如果本市工厂污染了其他城市,那排污就不能只由本市说了算,需要省里协调。如果污染还跨省,可能就需要中央来协调。因此行政区域大小应该跟政策影响范围一致。若因行政区域太小而导致影响外溢、需要上级协调的事情过多,本级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反过来讲,行政区划也限定了地方可调配的资源,限制了其政策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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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

五级政府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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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2018年)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应的行政单位数目(单位:个)。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图描绘了中国的五级政府管理体系:中央—省—市—县区—乡镇。这一体系从历史上的“中央—省—郡县”三级体系演变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省以下设了“专区”或“地区”。

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行“以市管县”,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市的数目不足200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1983年开始,“以市管县”在全国推行,大多数“地区”都改成了“地级市”,城市数目大幅增加到600多个(图中地级市与县级市之和)。 目前依然存在的“地区”,大都在地广人稀的边疆省份,面积很大,如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和新疆的阿克苏地区。在县乡一级,帝制时期的地方精英自治体制(所谓“皇权不下县”)随帝制瓦解而终结。民国至新中国初期,政权逐渐延伸到了县以下的乡镇和城市的街道。在乡以下的村落,则实行村民自治,因为行政能力毕竟有限,若村落也建制,那财政供养人口又要暴涨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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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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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层层复制”:中央的主要政治架构,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即所谓“四套班子”。中央政府的主要部委,除外交部等个别例外,在各级政府中均有对应部门,比如中央政府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等。这种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被称为“条条”,而横向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被称为“块块”。大多数地方部门都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拿县教育局来说,既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通常情况下,“条条”关系是业务关系,“块块”关系才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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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

评论叙事文体的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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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小说,尤其是《长恨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叙述文体,和大部分同时代甚至“五四”和“十七年”小说都不大一样。这种“评论叙事文体”有三个特点:第一,主要不是通过人物对话动作叙事,也不详细描写人物外貌或心理,而是叙事者直接评论人物的状态;第二,“评论叙事文体”特别强调人物处境的矛盾;第三,“评论叙事文体”会从抽象到具象,一再重复、排比、回旋……

以评论带动叙事,分析矛盾状态是关键。还讲流言:“这真却有着假的面目;是在假里做真的,虚里做实,总有些改头换面,声东击西似的。”“它是有些卑鄙的,却也是勤恳的……它虽是捣乱也是认真恳切,而不是玩世不恭……虽是无根无凭,却是有情有意。”

《长恨歌》总是概括多于细描,评论多于对话。叙事者全知但不全能,无所不在永不退场但也不会高高在上摆布人物命运走向。“评论叙事体”,比较像主人公身边的闺密知己,温馨、体己,但又聪明、刻薄。有时候主人公也受了叙事声音的影响:“王琦瑶很快就领会了它的真谛。她晓得晚会总是一迭声的热闹,所以要用冷清去衬托它;她晓得晚会总是灯红酒绿五光十色,便要用素净去点缀它;她还晓得晚会上的人都是热心肠,千年万代的恩情说不完,于是就用平淡中的真心去对比它……她是万紫千红中的一点芍药样的白;繁弦急管中的一曲清唱;高谈阔论里的一个无言。”

除了“评论多于描写”,和“分析矛盾状态”,王安忆文体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反反复复,没完没了。一个意象、一个比方、一个景物、一个心情,一两句能讲完的,必定讲七八句。说好听点,这是回旋效果:“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黄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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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史铁生的心态真是坦荡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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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像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书名叫《插队的故事》,有意无意,作家在为知青运动写“史”。史铁生小说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坦然地面对历史:“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圈内同行、圈外读者都说史铁生纯洁、真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人们看了《战狼Ⅱ》觉得自己特别爱国,有没有想过观看《阿凡达》又说明什么?今天谴责他人如此这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假如你在他的位置上,可能又会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呢?史铁生回首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两腿伤残,心灵健全,记住昔日的天真烂漫,也不忘其中的艰辛残酷。当代小说家里,史铁生的心态真是坦荡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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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史铁生的清醒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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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小说一旦抒情,就会偏重感性,超越现实,融化理智。史铁生创作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清醒抒情。

梁晓声讴歌“北大荒”: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咏叹“北方的河”,想念“绿色的夜”,一往情深;甚至阿城写平常不动声色的王一生,九人大战的时候也要大叫“妈,儿今天……妈——”。可是史铁生的抒情小说,却从不激动,十分节制清醒。“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

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有一段关于劳动的抒情文字,可以作为这种清醒抒情的范例:

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美丽的劳动图景当中插进了“不然怎么办”或者“就是常常饿肚子”,使史铁生的抒情小说充满诗意又极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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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享乐跑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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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幸福感并不持久。心理学家迈克尔·艾森克(Michael Eysenck)用“享乐跑步机”来形容人类的幸福感状态——尽管生活中会有许多积极或消极的事情发生,个人的物质财富也有增有减,但人们的幸福感最终会调整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正如一个人在跑步机上无论如何奋力向前跑,其实都没有离开原点一样。

还有研究发现,人在天降横财(如中彩票)的最初几个月里会感到幸福,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幸福感却通常会下降到变得富有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说,物质财富确实能在短期内让幸福感有所提升,但长期来看,物质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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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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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车辆可能也需要被迫做出痛苦的伦理抉择。最著名的伦理困境莫过于“电车难题”:一辆电车失控了,即将撞死A和B两人,作为驾驶员的你是否应该拉一下拉杆让失控的电车转换轨道,撞死另一条轨道上的C呢?如果你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果C是个孩子呢?如果C是你的孩子呢?如果这辆车是你的车,而且C是你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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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未来进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