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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造成的第三种心理障碍就是：规范化思维（normative thinking）。规范化思维的核心假设是，正确途径是指普通人遵循的途径，至少是我们希望效仿的群体里的普通人所遵循的途径，比如成功的校友或专业人士的发展途径。这就像我们信赖无数儿科医生和科学家的话，相信幼儿走路、说话、阅读等行为的发育都是依照标准时间进行的。

事实上，任何类型的人类发展，包括身体、心理、道德或职业发展，都没有单一、正常的途径，这就是个性的第三个原则：途径原则。这一原则提出了两个重要主张：

1. 在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以及对于任何既定目标来说，都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有效方法来达到相同的目的；
2. 最适合你的那种途径取决于你自己的个性。

第一点源于复杂的数学系统里的一个强大概念，即等效性。根据等效性原则，在所有根据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多维度系统中，比如人与世界的交互关系，可通过多种方式从A点到达B点。第二点源于个体科学，因为根据锯齿原则和情境原则可知，个体的发展过程自然有所不同，他们达到某种结果的顺序也有所不同。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应该找出如何利用途径原则为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服务的方法了。

布卢姆和他的同事将学生随机分成两个组。老师教给所有学生同一个没有学过的科目，如概率论。第一组为“固定速度组”，老师以传统的方式授课，即在固定的时间在教室里授课；第二组为“自主速度组”，老师授课内容和时间总量不变，但是为学生安排了一位辅导老师，辅导老师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速度学习，有时快些，有时慢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花更多或更少的时间来学习每一个新概念。布卢姆比较了两组学生的表现，结果令人非常震惊。如果你相信学得快就等于更聪明，那么传统课堂上学生的表现与预期完全一致。在课程结束时，大约20%的学生达到了掌握知识的水平（布卢姆把期末考试成绩在85分及以上的学生算作“掌握知识”的水平），差不多同样比例的学生表现很差，而大部分学生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相比之下，“自主速度组”有90％以上的学生达到了掌握知识的水平。

布卢姆的实验表明，若学生在学习速度上能有一些弹性时间，那么绝大多数学生最终都会表现得非常好。布卢姆的数据还显示，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速度完全取决于学习的内容。比如，一名学生可能轻轻松松地就学会了分数，却在小数部分感到吃力；而另一名学生可能很快就学会了小数，却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学习分数。因此，根本就没有学得快或是学得慢这回事。实际上，在布卢姆的开创性研究之前几十年，这两种见解——学习速度不等于学习能力，以及不存在普遍学得快或学得慢的情况——就已经得到了认可。而且，这类研究已在不同的学生身上、使用不同的教学内容，重复进行了很多次，而且通常研究结果也极为相似。[插图]将学习速度与学习能力等同起来，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让人更难以接受的是途径原则的第二个主张：人类发展没有通用的固定顺序，所有人的成长、学习以及实现目标，都没有固定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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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 托德·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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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田佑一似乎在暗示人的性格是不稳定的，人的行为就像一阵旋风，从一个地方随机转换到另一个地方。如果特征不再稳定，性格理论家应该如何为性格建模呢？然而，正田佑一并没有彻底破坏性格这一概念，而是将个人和情境结合起来，从而赋予性格以生命。正田佑一以实例证明，事实上，在人的身份中，有一部分是始终如一的。它只是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一致：在既定情境中，人的性格是具有一惯性的。根据正田佑一的实验结果（以及大量的后续研究），如果你今天开车小心谨慎，那么很有可能你明天开车也会小心谨慎。然而，你的独特性就在于，当你与自己的乐队在本地酒吧里翻唱甲壳虫乐队的歌曲时，可能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

情境原则认为，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就无法解释和预测个人的行为，而且离开了处于该环境中的个人，就不能确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行为不是由特征或环境决定，而是由两者之间独特的相互作用所决定。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个人，对他们一般性的习惯或“本质”的单纯描述肯定会将你引入歧途。相反，你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即重点关注这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特征。

◆ 请看下图，图中描绘了两个男孩的攻击性条件特征，这是根据正田佑一实验里的两个男孩而设计的。 ◆ 攻击性的条件特征

◆ 品德是由所处情境决定的

◆ 关于诚实度的条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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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 托德·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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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一维的思考方式来理解复杂且呈“锯齿状”的事物。准确地说，什么是锯齿状呢？锯齿状特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 它必须由多个维度组成；
2. 这些维度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很弱。

不只人的身材具有锯齿状的特征，几乎我们所关心的所有人类特征，包括天资、智力、性格、创造力等，都是呈锯齿状、参差不齐的。

◆ 对于人的身材和能力这类的特征，它们虽然是呈锯齿状、参差不齐的，但是，这还不足以构成多维度，多维度还要求每一个维度必须相对独立。这种独立性，用数学术语来表达，即为弱相关。

◆ 如果一个系统里所有维度之间的相关性都很强，那么该系统就不符合锯齿理论，你完全可以采用一维的方式来分析它。让我们看看道琼斯工业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Index，简称道指）。道指是单一的数字评分，它集合了30家著名的大型“蓝筹”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每个美国股市交易日结束时，金融报纸必定会公布道指，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2015年1月2日的数字为17832.99），以及该数字是涨是跌。投资者们利用道指来评价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因为在1986—2011年（共25年），道指与其他4个主要股票指数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4。[插图]即使股票市场是多维的（在美国就有成千上万家上市公司），它的整体活力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概括：用道指来评判股票市场的综合表现，最合理地运用了一维思考方式。

◆ 身材的锯齿性特征曲线图

◆ 锯齿状的智力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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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 托德·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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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模仿大赛 #

◆ 丹尼尔斯将4063名飞行员的数据收集起来，计算出常用于设计的10个人体部位的平均值，包括身高、胸围、臂长等。这些数据便构成了“标准飞行员”的尺寸。数据相差30%以内的人也被丹尼尔斯慷慨地算作标准飞行员。比如，平均身高精确值为175厘米，那么他定义的“标准飞行员”的身高则为170~180厘米。接着，丹尼尔斯把所有飞行员一个一个地与标准飞行员进行比对。在他处理数据之前，他的同事、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绝大多数飞行员的多数尺寸都应在平均尺寸范围内。毕竟，这些人在成为飞行员之前就已经被筛选过了，他们看起来似乎都是平均尺寸（比如，如果你身高2米，那么你绝对不可能当上飞行员）。科学家们同时还预计，相当大一部分飞行员的10个身体部位尺寸应该全部在平均值之内。但是，当丹尼尔斯统计出最终数据时，连他自己都惊呆了。因为结果是：零。在4063名飞行员中，没有一个人符合所有10个尺寸的平均值。有的人手臂较长，而腿较短；有的人胸围很大，而臀围却稍小。更令人惊讶的是，丹尼尔斯发现，如果只选择三个部位进行比较，例如颈围、大腿围、腕围，那么只有3.5%的飞行员在这三个维度符合平均尺寸。丹尼尔斯的发现很清楚地表明，根本就没有标准飞行员。如果为标准飞行员设计驾驶舱，那么这个驾驶舱就不会适用于任何人。

◆ 丹尼尔斯写下了这本书：《任何围绕标准人设计的系统都注定失败》（Any System Designed Around the Average Person is Doomed to Fail）。

◆ 在放弃了平均化的参考标准后，美国空军在设计理念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形成了新的指导原则：个体适用原则。美国空军不再要求个体去适应系统，而逐渐让系统来适应个体。很快，空军就要求所有的飞机座舱都必须适合95%的飞行员的体形。[插图]当飞机制造商第一次接到这个新命令时，他们提出了反对意见，坚持说这样会导致造价过高，而且需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来解决相关的工程问题。然而美国空军拒绝让步。而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航空工程师很快就找到了造价低廉又易于制作的解决方法。他们设计了可调节的座椅，这个技术如今普遍用在了汽车制造上。他们发明了可调节的脚踏板，开发了可调节的头盔和飞行服。当这些设计和类似的其他设备投入使用后，飞行员的战斗力立即飙升，美国空军成了这个星球的空中霸主。不久，美军的其他兵种也颁布了类似的指导性命令，要求军用设备适合大部分士兵的体形，不能以平均值为制造标准。

三个个体科学的原则 #

锯齿原则 情境原则 途径原则

第1章 平均标准的诞生 #

◆ 所有高尔顿的统计学创新都是在他称为“偏离平均法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法则的内容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比平均标准优越或者低劣的程度。对我们21世纪的人来说，有才能的人“高于平均标准”，而无能的人“低于平均标准”，这是再明显、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人们根本不会去想最初是谁创造了这个概念。而恰恰是高尔顿几乎以一人之力就取代了凯特勒的观点，把人的价值由他与平均标准的接近程度而定，变为人比平均标准越高则价值越大。就像凯特勒关于类型的观点在19世纪40年代席卷知识界一样，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高尔顿根据能力把人由低至高分成不同等级的观点，几乎渗透了整个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界。

第2章 世界是如何被标准化的 #

◆ 在1906年的一场演讲会上，泰勒解释了他是如何看待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的。“在我们的计划里，我们不会要求我们的人具有主动性，我们不想要任何的主动性。我们只需要他们听从我们的指挥，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而且要做得快。”

推翻平均标准 #

◆ 莫勒纳尔认为，平均主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的假设前提自相矛盾：通过忽视个体性来了解个体。他给这个错误取了个名字：“遍历性转向”（the ergodic switch）。这个词取自数学的一个分支，那是科学界第一次讨论群体与个体的关系，这个数学领域就是遍历性理论。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学校、企业和人文科学为什么沦为一种

◆ 根据遍历性理论，如果两个条件成立的话，你就可以用群体的平均值来预测个体。这两个条件是：（1）群体中的每一个体都是相同的；（2）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将保持不变。如果某个特定群体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那么这个群体就具有“遍历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用群体的平均行为来预测个体行为才成立。然而事实上，对于19世纪的物理学家来说，大多数的气体分子事实上都不具有遍历性，不管它们看起来有多么简单。

◆ 平均主义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先集合，后分析”：首先，将许多人聚集起来，找出这个群体的模式；再运用这些群体模式（比如求平均值或其他数据）来对个体进行分析和建模。与之相反的是，个体科学要求科学家“先分析，后集合”：首先，找到每一个个体的内部模式，再用合适的方式将个体模式集合起来，进行群体观察。有一个发展心理学的例子说明了如何运用“个体第一位”的方法来研究人，从而推翻早已存在的对人类天性的论断。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研究婴儿发育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解决一个叫作“踏步反射”（Stepping Reflex）的谜团。当新生儿被直立抱着的时候，他的腿就会上下移动，就像在走路似的。长期以来，科学家们认为这种踏步反射证明了人的行走本能。然而，这种反射行为之所以如此神秘，是因为当婴儿长到2个月左右的时候，这种反射现象就会消失。当你抱起大月龄的孩子，他的腿多半会保持不动。但随后，就在婴儿开始走路之前不久，踏步反射又会奇迹般地再次出现。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反射现象的出现、消失和再次出现呢？

◆ 泰伦历时两年研究了40个婴儿。她每天都会给每一个宝宝照相，检查他们的身体发育情况。她把他们抱在跑步机上，把他们放在不同的位置来分析每一个宝宝的各项运动机能。最终，她提出了新的假设：导致踏步反射消失的原因是胖乎乎的大腿。她注意到，体重增长较慢的婴儿，蹬腿动作会更多且持续时间更长；体重增加较快的婴儿往往较早就失去了踏步反射，这只是因为他们的腿部肌肉没有强壮到足以支撑起腿部。这并不是说，大腿肥胖程度是关键原因，事实上，身体发育的速度才是关键，真正重要的是体脂成分与肌肉强度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科学家只是简单地比较了平均年龄和平均体重，却没有任何发现。先集合、后分析的方法掩盖了每一个孩子的独特发育模式。泰伦运用先分析、后集合的方法，最终找到了原因。不用说，对于踏步反射的许多科学解释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胖乎乎的大腿”，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科学家立即否定了这个观点。但是，泰伦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证明了大腿肥胖理由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她把婴儿放进水里，接着，踏步反射再次出现了，即使大腿最胖的婴儿也再次踏步了。她还给婴儿的腿部增加不同的重量，并准确地预测出了哪些婴儿会失去踏步反射。泰伦的研究对象是每一个婴儿个体，她规避掉平均主义研究者所谓的婴儿大脑可能存在问题的这种说法，并给出了解释，她告诉家长，他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婴儿的大腿是不是不结实。

第4章 才能的锯齿性

◆ 挖掘你的全部潜力

◆ 我的GRE辅导老师找到了适合他的锯齿状心智能力的办法来解答题目，但这不一定适合我。幸运的是，我的父亲更清醒地看到了我的优势和劣势。他帮我看清了，我的问题不是分析能力弱——我停留在一维思考方式上，运用老师教的方法，屡战屡败，因为我运用了自己的心智短板——工作记忆——来解决问题。父亲帮我找到了方法，让我运用自己的强项正确地解答考题，从而展示了我的真正才华。我非常感谢父亲。他对我的锯齿状特征——我的个性——思考得十分细致，这使他能够提出宝贵意见，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历程。如果我没有切换到运用视觉方式来分析GRE问题的模式，我会考得很差，很可能因此永远都进不了哈佛。这就是个性科学的第一条原则所具备的能量。当我们能够欣赏别人的不同才能——我们的孩子、员工、学生的锯齿状参差不齐的才能——我们就更有可能注意到他们尚未开发的潜能，告诉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找出他们的弱点，并帮助他们改正，就像我的父亲所做的那样。而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锯齿状特征时，我们就不太可能成为一维思考方法的牺牲品，我们的能力也不会受到限制。如果在那次考试中失利，我很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具备在研究生学习中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毕竟，这就是考试要告诉你的。我还会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认识自己的锯齿状特征是全面了解自身潜力的第一步。从此，我们学会了拒绝被别人的武断评判禁锢起来，拒绝别人基于平均水平而预言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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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 托德·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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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存储技术和现在可不太一样。那时的计算机的主存储器由一系列甜甜圈形状的铁氧体细小磁芯构件组成。制造工人手工将导线穿过磁芯，将它们连接起来。每个磁芯都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磁化（如顺时针或逆时针）​，因此能够代表1个信息位，8个磁芯就是1字节。

磁芯内存非常昂贵，因为制造它需要高度熟练的手工劳动。它也很笨重。下图显示了一个16K bit（2KB）的磁芯内存，在1971年，它大概要卖1.6万美元，即每位接近1美元。

当程序出现严重错误时，操作系统会注意到，并试图通过创建一个保存主存储器状况（即磁芯中的内容）的文件来帮程序员定位错误，这就是“磁芯转储”（core dump）一词的由来。虽然磁芯早已退出舞台，这个词仍在使用。保存主存储器状态的文件仍然被称为磁芯（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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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传奇：历史与回忆》 布莱恩·W.克尼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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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s本该前途无量，但其很快就陷入困境。回头看来，它算是第二系统效应（second system effect）的受害者。所谓第二系统效应，意思是在首个系统（如CTSS）创建成功后，打算创建一个新系统，修正旧系统的遗留问题，还要添加每个人期望的新特性，结果常常是塞了太多不同东西进去，最终得到过于复杂的系统。这就是Multics遇到的情况。在多份有关Multics的文件中都出现了“过度设计”（over-engineered）一词，用萨姆·摩根的话来说就是“同时爬好多棵树”。而且，项目参与方是一所高校和两家全无共性的公司，分布在美国的3个地方，即使对组织机构无甚研究的人也能料到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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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传奇：历史与回忆》 布莱恩·W.克尼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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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办公空间

贝尔实验室向来缺乏明确的管理层指示。1127中心的项目不由管理层指派，而是自下而上，由对某个课题感兴趣的人员自主成立项目组。贝尔实验室的其他部门也是如此：如果我参与了某个开发组，也许会“利诱”科研同事也来参加，不过他们得自愿加入。

2.2 CTSS和Multics 第二系统效应（second system effect）

第3章 初版（1971）

事后看来，在资源限制之下工作是件好事。如肯自己在1983年图灵奖颁奖仪式上所说：“随着中央主机向自主式小型机的变化席卷整个业界，Unix也突飞猛进。我猜想，如果丹尼尔·博布罗（Daniel Bobrow）当时买不起PDP-10、只能将就用PDP-11的话，恐怕今天站在这里的就是他而不是我。”（丹尼尔·博布罗是Tenex的主要作者。Tenex是在1969年为PDP-10编写的操作系统。）

3.2 Unix房间“乔·奥桑纳认为，我们得有家庭电话线和电传打字机。他做了一张订购单，复制多份，放到文具保管室。然后，他在组织结构中把自己调整为这张订购单的审批人，并替Unix的几位核心人员提交申请。几通询问电话后，乔填好表格，自己签名批准。就这么简单，他只是做了张表格，电话线就拉到我们家里了。”

3.4 存储略谈 磁芯转储（core dump）

4.5 grep命令

◆ grep这个名字来自ed文本编辑器中的命令g/re/p，它列出所有符合正则表达式模式re的行，《牛津英语词典》中grep的条目（图4-2）释义正确。（鉴于OED已经赐予grep合法英语单词之地位，所以我既不使用特殊字体也不大写。）

5.1 伯恩的shell

◆ 新shell的控制流语法基于史蒂夫喜欢的ALGOL 68语言，但1127中心并没有很多人喜欢ALGOL 68。例如，ALGOL 68使用单词的字符反转形式作为终止符，如fi终止if，esac终止case。但由于od已被占用（八进制转储命令），所以do的终止符是done。

5.2 Yacc，Lex，Make

◆ 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它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专注于创建程序，将一门语言的语法规则转换为该门语言的高效语法分析器。这种语法分析器生成程序也被称为“编译器-编译器”（compiler-compiler），因为有了它，就能为编译器自动生成语法分析器。编译器-编译器通常会生成语法分析器，还提供在解析过程中遇到特定语法结构时执行代码的能力。1． Yacc1973年，史蒂夫·约翰逊（图5-1）借鉴阿尔·阿霍的语言理论，创建了编译器-编译器YACC（下文写作Yacc）。这个名字源于杰夫·厄尔曼的评论意见，它代表“yet another compiler-compiler”（意为“又一个编译器-编译器”），说明它并不是第一个这种程序。

◆ 史蒂夫本人使用Yacc创建了一个新的“可移植C语言编译器”（portable C compiler，PCC），该编译器有用于解析语言的共用前端和用于生成不同计算机体系架构代码的独立后端。

◆ “PCC有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Lint程序。它读取程序，标出不可移植或有错的地方，如调用函数时搞错参数数量、使用了与定义不一致的长度等。由于C语言编译器每次只能处理单个源文件，所以Lint很快就成为编写多文件程序时的有用工具。我们将第7版改写为可移植版本时，Lint也有助于强制执行标准，如寻找错误返回为-1 （第6版）而不是null （第7版）的系统调用。许多检查，甚至是可移植性检查，最终都为C语言所吸收。Lint是新功能的有用测试平台。”Lint这个名字来自从衣服上捡拾绒毛（lint）的情景。虽然其功能已多被纳入C语言编译器，但其概念体现到了其他语言的类似工具中。

◆ awk的第1版实现使用Yacc处理语法，使用Lex分解输入内容。然而，当我们试图将awk移植到非Unix环境时，Lex要么无法使用，要么虽然能用但生成了错误的词法分析器。几年后，我勉力用C语言重写了awk的词法部分，这样它就可以移植到所有环境中。但在之后的几年里，那段手工写出来的词法代码产生了许多缺陷和小问题，这些麻烦在Lex生成的版本中原本不存在。这证明了一个普遍规则：程序帮你写的代码会比你自己手写的更正确、更可靠。如果改进了生成器，例如能生成更好的代码，那么每个人都会受益；相反，对手写程序的改进并不能改善其他程序。像Yacc和Lex这样的工具是这一规则的极好例子，Unix也提供了许多其他工具。编写程序的程序总是值得尝试。就像道格·麦基尔罗伊所言，“任何你必须重复做的事都有待自动化。”

5.3 文档编制

◆ 作为编程环境的C语言和Unix，作为科研部门的文档编写，作为主要活动的计算机技术主题写作，三者之间存在共生关系。这是从道格·麦基尔罗伊的Roff、乔·奥桑纳的Nroff和Troff等文本格式化程序开始的，然后是Eqn、Tbl等预处理程序。有了这些工具，更加容易制作包含数学符号、表格、图片、图表、图等不易排版内容的文档。这反过来又催生了更好的写作，因为所有这些文档编制程序都有个重要特点：可以借助它们轻易地反复修改文档，并始终有一份整洁的副本，而不必经历将材料交给打字员然后等上好几天这种痛苦而缓慢的过程。

5.6 其他贡献

◆ 尽管CRISP本身并没有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Unix和C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计算硬件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多数成功的指令集架构都与C语言和Unix匹配良好。Unix和C语言的可移植性不仅使高校和公司能够创建新的体系架构，迅速移植软件，而且它要求指令集对C语言代码友好，同时倾向于消除C语言程序中难以编译的功能。约翰逊和迪策尔使用的那派CPU设计方法论会对程序进行统计分析，而对C语言代码的分析结果往往有利于那些让C语言跑得更快的东西。Unix和C语言被广泛采用，导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CPU设计围绕着它们运转，没人成功制造出为其他语言优化的CPU。

6.2 高校授权

我忘了当时给出何等评价（尽管今天vi是我最常用的两个编辑器之一），只记得我告诉比尔，他应该停止折腾编辑器，专心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他没有理会我的建议，这对大家都是一件幸事。几年后，他从研究生院退学，与人共同创办了工作站先驱Sun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公司，公司的工作站软件基于伯克利Unix，其中就包括比尔在系统、网络和工具方面的基础研发成果（以及他的vi编辑器）。当学生向我寻求职业建议时，我经常引用这个故事——有“智”不在年高。

7.2 USL和SVR4

◆ 从1984年开始，USL积极营销Unix，并努力将其改造为专业的商业产品，最终形成名为System V Release 4，或称SVR4的版本。

8.2 Unix战争

◆ 回过头来看，我想可以说，AT&T早期几乎是偶然地决定向高校提供Unix，导致了所有这些法律纠纷。随着Unix从免费使用的高校传播到愿意付费的公司，它在商业上变得可行，至少是可能可行。但时机已过，无法进行有效保护。即使AT&T的源代码受到保护，系统调用接口实际上也是在公共领域，而且社区中存在着大量的专业人士，创建不受AT&T许可约束的版本几乎是手到擒来。编译器、编辑器和所有工具等应用软件也是如此。皇冠上的珠宝不翼而飞后，AT&T才想起来去锁谷仓大门，为时已晚。

Default three cache store instances #

1. A file store instance which gets used for all application caches. It stores its data in your moodledata directory.
2. A session store instance which gets used for all session caches. It stores its data in the PHP session, which, by default, is stored in your database.
3. A static memory store instance which gets used for all request cache types. Data exists in memory for just the lifetime of a request.

Developers can’t choose which cache backend to use; they can only choose the type of cache they want from the three detail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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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旧体制被其本身的统治精英所抛弃的结果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第1章 导论 #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在微小的调整未能改善经济状况之后，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的领导层开创了一条重大的结构改革之路，目标就是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阵营，这个阵营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鲍里斯·叶利钦，这位1990年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政治家，成了这个阵营的领袖。为了赢得权力，这个阵营必须撇开两个敌对集团：一个是那些试图革新社会主义的人，它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另一个就是想要保存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只允许微小变革的保守派，典型代表是1991年8月企图政变的那帮领导人。亲资本主义阵营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治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显然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人的支持——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苏联广袤的面积和众多的民族，一度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的。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这些制度，多民族的苏联便开始松散离心。新的联盟本来是可以重新形成的——确实，1991年差一点就成了——但这一目标与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阵营的政治野心相冲突，这个阵营发现，只有把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它的权力才能巩固。这就最终葬送了联盟。

在西方，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治意义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人们把他首先看作一位民主的拥护者。作为一位改革初期阶段升起的、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共产党一把手的政治新星，叶利钦利用新的公开性所赋予的优势发动了一场反对最高领导层的运动，首倡进行含义并不十分清楚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样的姿态为他获得了民主知识分子和普通选民的拥护。但是，自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以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保守派的胜利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赢得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支持。通过向精英们清楚地表明他将迅速扫除社会主义、尽快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未来的决心，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第2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批评莫斯科的“社会党”和支持莫斯科的“共产党”两派，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

第3章 增长、停滞与改革的缘起 #

历史事实表明，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个长时期，最后都得迎来一个停滞的时期，之后又是另一个焕然一新的快速增长的间歇期。我们可以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英国、美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里找到这种模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去这些停滞期，只有在对国家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之后，才得以克服。

在这些内部经济制度千差万别的国家里，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进程，似乎最终都要衰退。看来，正是快速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在时刻破坏着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对停滞期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到这条路上去寻找，即成功可能孕育着失败。

有分析家认为，苏联的计划体制只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才有效。然而， 1950—1975年持续的快速增长，却是在工业化已经完成之后实现的，这表明该体制的有效性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仅限于初始阶段。在建设一个现代城市社会的起始阶段，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同样被证明是有效的，人们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样达到了合理的、较高的水平。在这个阶段，同样有一些相对简单的主要目标。苏联的中央计划被证明是能够迅速地建立起城市基础设施（交通、通信、电力等）、建造新的住房、生产新的消费品的。对于在1950年前一度生活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们来说，给每个家庭的住所配上厨房、卫生间、客厅、食品柜、冰箱、电视机，无疑是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设施大部分质量低劣，但它们在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到了20世纪70 年代，以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为基础所达到的前5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苏联经济的规模更大，生产的产品也更多了。城市居民生活已经达到中等水平，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需要更多种类的消费品，这些产品的质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比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复杂，少数几个中央经济目标的实现，已经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了。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如此有效地、如此迅速地实现各种相对简单的目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在这个新的阶段，已经不够灵活，不相适应了。

虽然很难找到什么确凿的证据，但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显然遭受了一次劳动纪律松弛的冲击。这也许是50年快速经济转型对苏联人民性格加以根本改造的结果。发展过程以城市劳动力为基础而开始，但这些人却由刚脱下农装、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所组成。苏联管理劳动过程的集权体制，是一种由个人说了算、内部等级森严的体制，它在管理这样的劳动力时还算过得去。严格的纪律措施、一定的物质奖励、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承诺，共同担负起了把这些工人身上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的使命。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民就不一样了。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了教育良好、成熟老练、生活达到中等水平的城市居民。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只要求劳动力唯命是从的体制，越来越与苏联人民的现实要求相冲突，他们现在要求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往管理劳动过程的有效体制，现在也失去了效用。

第二部分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

尽管叶利钦及其追随者确实倡导民主和个人自由，但在苏联政治斗争中最终把他们的立场凸显出来的，却是他们用类似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决心。这一目标把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区别开来，也把他们和保守派的只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作微小的变革的主张区别开来。由此看来，把叶利钦领导的运动称为“亲资本主义阵营”并无不当——“亲资本主义”，因为引进资本主义的决心是其最明显的特征；“阵营”，则因为运动极为松散，组织混乱，在苏联社会内部各种势力中胡乱寻求支持。并不是每一个热情的支持者都把“资本主义”当作目标。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该运动越来越趋向推行企业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方案，一旦它掌握政权，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建设一种谁都会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

第4章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 #

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阵营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公开性政策已执行五年之久的1990年，知识分子已全面激进化了，他们的声音已遍及各种印刷和电子媒体。在整个改革期间（1986—1990年）长期担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已经变成反对当局推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5章 经济改革 #

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在阿巴尔金的观点中有一种防御式的语气。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西方学术权威，来维护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很显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第6章 民主化 #

毫无疑问，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议事日程中最具风险性的部分。如果领导者能牢牢掌握政治权力，言论自由往往是可以受到限制或者甚至是可以取缔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转的。可是，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目标不同的集团手中。

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中，管理部门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独立的权力。一项政策规定不可能对实施这一政策的每一个细节都规定出来，这就给下面的行政管理部门留有一定的余地。任何监督也不可能是毫无漏洞的，执行政策的人的有些行为是注意不到的。党作为将个人任命到相应国家职位的机构，在其中起到了一种杠杆作用，但这种作用也不必然就是决定性的。正如英国的亨利八世曾经惊讶地发现的，当他任命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之后，后者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一旦一个政府官员在一个具有自己特殊使命的巨大的组织中担任了很高的职务，那么，这个政府官员很可能就会成为自己这个组织的利益的维护者，从而损害党的利益。

虽然苏联《宪法》的第六条仍然保留了共产党对苏联社会生活的指挥权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党迅速放弃了这一职能。正因为党对社会的指挥权越来越弱，因此要求党从形式上放弃这一权力的压力逐渐积累起来。在1990年2月，大约有 10万人集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场外，要求党放弃它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在戈尔巴乔夫的敦促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意取消党的正式统治地位。在3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中有87%是共产党员，会议投票以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 74票弃权，对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

第7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阵营 #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变革很快就转变到了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最激进的全面变革——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 2024/10/09发表想法： 个人利益面前，信仰不值一提。

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一个个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级领导人之间分发。

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营企业的个人事例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富裕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

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亲资本主义阵营是从四个主要团体中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国精英。事实证明，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通通对亲资本主义阵营的强盛作出了贡献，但只有党—国精英在体制中的战略立场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第8章 权力斗争 #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他的威胁，命令开往莫斯科的部队按兵不动。

Content #

序言 椰林俱乐部的遗赠 #

有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后，开始逐渐进入一个缓慢的恢复阶段，他们从最初的不愿接受现实，到重新审视自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并没有全然崩塌。许多在那场大火中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即便恢复得最好的人，依旧是大火前后两种新旧身份“马赛克式”共存。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使用“马赛克”（mosaic）这个比喻，形容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 #

1.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如同个人，国家有可能承认自己陷入危机，也有可能否认。
2. 主动承担责任。要么主动承担责任，采取行动解决危机；要么推卸责任，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3. 划清界限。通过“划清界限”，国家对自身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选择性变革，区分需要改变的与无须改变的体制和政策。类似地，个人也通过“划清界限”做出选择性改变，区分需要改变的与可以保留的个人特质。
4. 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5.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6. 国家认同。心理学家详尽地定义和描述了个人特质中的“自我力量”。这种特质是个人所特有的，我们不能说国家具备自我力量。不过，国家有一种被称为“国家认同”的特质，国家认同对国家的影响会让我们想起自我力量对个人的作用。国家认同囊括了一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特征，这些特征使一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自己的特性，是国家自豪感的源泉，也是一国民众所共享的价值观念。
7. 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和个人一样，国家可能会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也可能不会。国家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需要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个人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则完全由自己决定。
8.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国家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正如个人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记忆。以下两个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抽象一些，没有那么直接。
9. 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在探索解决危机的方法时，假设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失败了，各国对失败的处理和探索其他解决方法的意愿各不相同。举个例子，面对战败的结果时，各国的表现大相径庭，比较一战和二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和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就知道了。个人在面临失败和初次解决危机的尝试受挫时，表现也是不同的，我们通常把这种特质归为“耐心”。
10. 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另一项被心理学家详尽定义和描述的个人特质是一个人随机应变的灵活个性，它的对立面是个人所呈现的僵化刻板的个性。这是深入个人性格的特质，并不会因事而异。比方说，假如一个人从来都不借钱给朋友，但在处理别的事情上都比较灵活，那他就不能被贴上“僵化刻板”的性格标签。一个僵化刻板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严格地遵循设定好的准则去行动。我们尚不清楚是否有一些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如此僵化刻板。
11. 国家核心价值观。个人拥有诸如诚信、抱负远大、信仰宗教和承担家庭责任等个人核心价值观。国家也拥有一些可以被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其中部分国家核心价值观和个人核心价值观重合（例如诚信和信仰宗教）。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有关，但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比如，莎士比亚和丁尼生的语言文字均是英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但在被称为“至暗时刻”的1940年5月，它们并不是英国拒绝与希特勒进行谈判的原因。英国的铮铮铁骨来自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我们绝不投降。”
12. 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各个国家的选择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原因主要来自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和军事或政治力量的差异。个人的选择自由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约束，但与国家不同的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主要受育儿责任、工作要求和个人收入等因素制约。

第二章 芬兰与苏联之战 #

◆ 在这个危险的年代，芬兰出台了全新的战后政策。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作“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是因芬兰的两位总统而得名的，他们分别是：尤霍·巴锡基维，执政时间为1946—1956年；乌尔霍·吉科宁，执政时间为1956—1981年。这两位总统制定并且不遗余力地实施这一路线长达35年之久。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扭转了芬兰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忽视苏联的灾难性政策。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期待从西方盟友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且时时放在心上；它必须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对话；它必须向苏联证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而获得苏联的信任。维持苏联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芬兰必须竭尽全力。

◆ 吉科宁总统在他的自传中阐述了巴锡基维和他自己的政策：“芬兰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在本国的生存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主导利益之间做出协调……（芬兰所奉行的是）预防性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的任务，是在危险降临之前就对其有所觉察，并采取措施规避这些危险——最好是在被尽可能少的人知晓的状态下……尤其对小国来说，我们从不妄想自己的立场能改变大局，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形成的认知，了解未来军事和政治发展会受哪些因素影响……一个国家应当自力更生。战争年代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吸取了惨痛的教训……经验还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一项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应当基于对国际政治关键要素的认知，这些要素包括国家利益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 芬兰展现出一国在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10）。面对苏联的担忧和敏感，芬兰做出了任何其他民主国家都难以想象的事：通过追溯法，对自己国家的战时领导者进行审判，议会通过紧急法令推迟原定的总统选举，等等。其他民主国家可能会对这些措施不以为然，而在芬兰身上我们能看到由此反映出来的灵活性：牺牲部分原则来获取最不可侵犯的政治独立。再次引用扎洛加在曼纳林的传记中使用的一句话：芬兰人出色地“在几个糟糕的选项里选择了最不糟糕的一项”。

第四章 全民的智利 #

◆ 皮诺切特之后的智利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依然是个异类，但在这一过程中，智利做出了巨大的选择性变革：变得愿意忍耐和妥协，并且懂得分享权力。

From #

《剧变（第二版）》 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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