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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能够找一个名目圈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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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耳畔又回响起了上午谈判时田老板所讲过的一句话,“如果时间实在来不及,先搞个寄宿学校也行”。也许这才是一句真话,办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能够找一个名目圈到地。而要圈地就得抓住机遇,在H市的地价一路飙升的趋势下,早一年将土地圈占下来,支出就更少;早一年把学生招进来,赚头就更大。即使没有招到学生,土地圈占下来也是胜利,因为土地作为一种高度稀缺资源,其价格只会看涨不会看跌,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占有了具有最大增值空间的不可再生资源,这也许才是这些土地商人真正所思所想的。而目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尚未完全升值的“闲置”土地的存在,以及地方政府领导急于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急切心态,无疑又为这些土地商人实现自己的黄金梦提供了现实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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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租地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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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半个小时以后,两辆轿车在H市职业技术学院大门附近一家名为桃园酒店的地方停了下来。下车后,黄院长向皮副镇长解释:“本来要去市里吃饭的,只因这边也来了几位客人,所以临时改在这里一并接待,将就之处,不好意思了。”于是,我们一行人便进了饭店内的一间包房,黄先去了另一间包房,我们这边就由段总和古经理作陪。坐定之后,皮副镇长才向段总等人介绍了我,大家又是一阵寒暄,不过都说些酒桌上的应酬话而已。

菜上来,酒也打开,大家举杯畅饮,黄院长进来敬酒,天南地北扯一些只有在酒桌上才扯的闲谈,然后他就又转身去了另一间包房。这时,古经理才把话锋一转,指向正题,问皮镇长这边土地的租价是多少。我猜测,真正的节目在这个时候应该开始了。

皮副镇长不愿先露底牌,他要试探对方,让古经理他们先报一个价。皮副镇长既然这么说,古经理也就当仁不让地把话匣子打开了。

“我们也看了好几处,做过比较,也看上你这个地方,但你们也有你们的弱点,一是交通不好,离公路远,二是有水无山,所以,也只能说是马马虎虎。黄院长的意思是按40块钱一亩租,但依我个人看还是低了一些,上次听说你们一年的亩平负担是38块钱,所以,我想总还是要比这高一些,也好让村干部们有个想头,可以解决干部的待遇,平时也能弄个把工作餐吃。”

古又说:“我自己也出身于农村,深知农村很苦,也有意扶持大家一把,我斗胆向黄院长建议50块钱一亩,租1000亩,租期30年,黄院长交代说先让我们谈,你们的意见如何?”

皮副镇长和范书记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摇头:“太低了,这样谈,就没得什么谈头了。”后来,皮告诉我,古这人太狡诈,上一次见面时还报的是90块钱一亩,这次一上来,就几乎杀了一半的价。

“这个价钱搞不成,不论是谁说的,就是黄院长本人说的也不成。”

但古经理事前显然已经做过调查,他知道小镇其他几处已出租的土地均是50块一亩,所以,他是铁了心不把价格往上抬,看你范家坝能坚持多久。

古说:“黄院长的意思是48块,还是我主动提出把价格涨到50,还不知道黄院长同不同意嘞。”这是一种谈判的技巧,是暗示对方就甭想再往上抬价了。

段文军总经理坐在一旁,话并不多,显然,今天谈判的马前卒是古经理。

皮副镇长没有直接回应古的话题,而是说:“下午在你们来以前,我们的一把手也带着人来看地了,但我们并不愿意同他们做,而是想与你们做,今天我们在这桃园酒店相聚,这就是我们的缘分,但你这个价格实在太离谱了,让人没办法做。”

皮显然并不想真的中止商谈,他以退为进,把话题抛给坐在一旁始终未怎么说话的段总:“这样,你说多少?你说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你不给也行啊。”

这也是一种谈判技巧,即暗示对方太霸气,让其有所收敛。不过,看得出来,皮副镇长这一边其实也没有多少讲价的筹码,村里贫困的现实使他缺乏要价的底气。

“好了,我们也不多说,也不多要你们的钱,我们这块地每一年的负担是8.18万元,你们把这笔负担解决掉就行,我们也不想赚钱,只是村子穷了。你们把负担承担了,村里不用再垫,农民好歹还可以在土地上打工,只要村民的条件有改善,我们吃些亏也就算了。”皮副镇长提出了一个价格,每亩80.18元。而他的依据,就是这恰好是每一亩农民负担的数量。

“说到负担,你们的负担是38块钱一亩,那我们就出38块如何?”古经理显然不吃这一套,反而来了一个顺势压价。

皮副镇长感到有些恼火:“我干脆一分钱不要行不?只要你将豆制品厂承包过去,两边合办,每年向村里交3万块钱如何?”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话题,也不知道皮心里面是如何想的,算过账没有,或者他就是有意顺着对方说,看你好不好意思来占这个便宜。

“3万块钱是个小意思,关键是土地的价格。”对方又把球踢了回来。说这话的是对方那位一直没有开腔的姓艾的“司机”,这时,他才亮出自己的身份,是一生意人,想合伙做成这笔买卖。

皮副镇长:“地价好说,只要把负担承担了就行。”

他又补充道:“这个价格不高,你们既然是做投资,几年以后地价肯定会涨的,这些天到村里来看地的人很多,我们都没有考虑,只是因为我们有缘,想把这笔生意做成。你们是大老板,不在乎这几个小钱,我看黄院长也是一个爽快人,今晚咱们在桃园喝酒,桃园三结义,大家就友情为重嘛。”

“我们黄院长平时不喝酒,今天为了把生意谈成,刚才还一口干了,这也说明了我们的诚意嘛。”古经理顺势回应。

“52块如何?”古终于提高了价码。

皮副镇长没有表态。

此时,黄院长又进来了。古、皮二人争着向他讲刚才的情况。

“黄院长,干脆由你来定,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皮要黄院长表态。

“刚才黄院长不在,我擅自做主,定了50块一亩,现在又涨到52块,院长事先定的是48块,我这是自作主张,甘愿受罚。”古经理端起酒杯,感觉是在演双簧。

黄院长发言了。他说:“这件事情本来说好由段总和古经理来谈的,我不开腔,因为我不好开腔,平日里在学校,别人都说我是铁算盘。”他顿了一下,“皮镇长、范书记,你们一心一意想为农民造福,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是真正在讲‘三个代表’,皮镇长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就是‘三个代表’,是出了政绩。”黄给皮、范二人戴起了高帽子,同时也暗示这事做成了他们的脸上也有光。然后,黄话锋一转:

“本来你们的亩平负担是38块,我想就多给点,40块,但古经理又说了给50块、 52块,这可是下级不服从上级了,下级不服从上级,你说这叫什么?”黄也在演双簧,“如果实在要我说,我就说54块,再加两块,怎么样?”

古经理:“这个4字实在不好听,48块如何?”古经理又故意把价往回压,意思当然是说这已经是院长开的金口,已经是没得谈了。

黄院长:“54块,拆开来看,六九五十四,六是六六大顺,九是最大的数字,意思是好运长久,很吉利的。”

皮副镇长只说了一句“还是少了”,再没有开腔。

这时候,主角倒像成了黄与古二人,他们二人相互之间侃起价来,古经理一个劲地说只给48块,54块多了,黄院长则说就是54块,价格公道,意思也好。

而此时的皮副镇长则顾左右而言他,他似乎失去了继续讲价的耐性,因为再为这两三块钱去争,从经济上讲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他终于做出了决断:

“就这样吧!改天你们再去看看,今天湖面上有雾,看不很远,不过,要一次性地首付5年的款。”

“行,一言为定。”

“不过,这农业税要是今后又涨了呢?”一直未怎么发言的范书记说话了。

“不会的,如果真要涨,那我们的租金也按比例涨嘛!”

范书记又不说话了。

终于胜券在握,黄院长十分高兴,他恭维起皮副镇长来,而皮好像也十分愿意在黄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干,他说自己和省、市的一些干部很熟,说×××在小镇驻过点,而当时的公社书记就是自己的父亲。所以,“×××是我干爹,他儿子现在是省××厅的厅长,就管这方面工作,我称他为干哥”。黄便顺势请皮在龙岛开发区帮他搞一块地。

皮说:“龙岛不属于小镇,要搞也只有在洲头,但现在的土地证很难办下来。”

“你神通广大,肯定有办法。”

“区土地局长我也熟,一起长大的,我叫他四伢子。”

“那就找你的四伢子帮忙嘛。”

一个在显摆,一个在恭维,反正正经事已经谈完,这类酒席上的话说得再过分,也没有谁会太当真。

看看时间已快晚上9点,大家便起身告辞。

黄院长:“我们改个时间再去看。”

“欢迎、欢迎。”

出门时,皮副镇长在与古经理握手时,狠狠地咒了他一句:“你这个狗×的。”意思是说,你这人可真够心狠手辣。

我们一行都上了皮副镇长的车。回镇的路上,我小心翼翼地问皮:“这个价钱能接受吗?”

“当然是低了——但这是清朝条约啊!”皮副镇长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是呀,如此低的价钱就把土地拿去了,心里实在有些不甘,但不租吧,别的地方马上就会以更低的价格将你要到手的生意抢走,况且不租出去,三五年之内,范家坝村也看不到开发的希望啊!

我又问范书记能不能接受。

范想了一会儿:“看怎么说,如果我们把六七百亩说成是1000亩,还是可以的,反正他们也无法丈量。”

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有各的狠招:你狠杀我的价,我就给你虚报面积;你明着让我吃亏,我就暗着给你回报。

“目前这个价还是可以,但若干年后,肯定就低了,到那时候老百姓就要‘通人’的,但不租吧,村里这么穷,又没有别的出路。”范书记补充道。

农业真正是没有出路了,通过今天的观察,我算是彻彻底底地看懂了这一点。租金就是再便宜,只要能充抵农民负担,村里再稍微有些收益,能够保障干部的工资,皮、范他们也会答应出租的,毕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处于一种没有办法选择的弱势地位。所以,他们将今天的谈判看作城下之盟,是被迫的,一句“这是清朝条约啊”,就表露出他们在内心深处的无奈。但是,不答应行吗?如果不答应,土地就还在那里荒着,没有人耕种不说,村里还得为每一年的农民负担发愁。黄院长他们正是吃准了乡村干部的这种心态才一个劲杀价的,他们知道,开出来的价只要高于现行的亩平农民负担数,范家坝村的地就是非租不可的。

这就是2004年前后小镇农业所面临的生存境遇,而小镇紧挨着H市,这里的农民尚具备抛荒土地的实力,村庄也还存在着将荒地出租的机会。

范书记说:“就是这样,也不能保证这笔生意一定能做成,因为他们肯定也还在其他乡镇看地。”

这真是令人心碎啊!

不过,范书记他们定下只租不卖的计谋也还是相当精明的。范书记说:“如果签约,我肯定要坚持写上这样一条,租30年可以,但这期间如果有开发,有人要来买地,那么,别人出多少价,你们也得出多少价,否则就只能退租。”看来,弱者也还是有弱者的狡诈,他们把希望放到了以后的若干年里去,他们坚信,随着 H市城市建设的加快和城市规模的扩张,范家坝村的土地终究会有值钱的一天,现在,他们就把村子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这一天的到来上面。

范书记又告诉我,他也终于弄懂了对方搞蔬菜基地是假,圈地是真,只是因为目前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非常严格,所以,一些单位才利用手里的闲散资金,通过租地抢占先机,为日后政策环境的改变做准备。因为租地不改变土地的用途,不需要报政府批,村里就可以做主,以后国家的政策一旦松动,他们就可以借这一先机进一步买进这块地,搞旅游开发。就是所谓租地,他们也可以以做生态农业的名义搭车搞一些旅游项目,“你没听说他们在问湖面上能否开冲锋舟吗?谁都知道湖的对岸就是仙女岛,是省里正在开发的旅游区”。

原来如此。

又过了若干天,我在政府大院内遇到皮副镇长,问范家坝的事谈得怎么样了。皮说:“还没有进展,他们一直说要再次来看地,但一直都没有来,倒是来了政府一趟,也没有最后敲定。”看来,就是54元一亩的租金,H市职业技术学院也还没有下定决心。(参见附录1:47)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2004年的3月下旬,我又一次问皮副镇长,范家坝租地一事谈得怎么样了,皮说:“他们要1000亩,但租金是每亩48元。”

“哦?!”我有些惊愕。

不过,这个时候的大气候已经有些转变。2004年年初,中央有关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出台了,中央采取了包括实行粮食直补在内的一系列稳农政策,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开始回升,一些抛荒的土地又种上了作物。在这个时候,范家坝村实际上就已经很难再按老价钱将土地租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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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与反倒逼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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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农业税应否取消、我国农业税是否实际上是用于供养基层干部这些近些年来学界和政界争论得十分激烈的更为全国性的宏观问题,小镇乡村干部在此时所表达和抱怨的,实际上是现行政策与社会环境下农业税征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特殊困难。说句公道话,这样一些属于“地方性知识”(吉尔兹,2000)或更准确地如杨念群所称的“地方感”(杨念群,2004)的困难是不大为习惯于从事宏观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的,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一些带有全局性、主导性、战略性和政治正确性的大话语,而非这些新旧政策交替杂陈过程中所出现的技术性矛盾。例如,他们知道农民负担沉重已经或必将继续影响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便主张减轻农民负担;他们认为农业税费实际上主要用于供养乡村基层干部,便力主以“倒逼效应”来进行乡镇机构改革(参见李芝兰、吴理财的分析,2005),或干脆取消乡镇政权,搞“乡镇自治”或“乡派”,将多余的乡村干部打发回家。(参见邓大才,2001;徐勇,2003;于建嵘,2003)

但事实上,只有身临其境的地方和基层政府以及那些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中、高层领导者才更加清楚地知道改革所面临着的选择限制和社会成本。他们知道,因为历史原因而已经多余出来的乡村干部实际上是很难用打发回家这样的改革方案来化解的,那样做实际上是在化解农村社会底层不稳的同时却又在制造一个农村社会中、上层精英的不稳,而这种不稳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一个社会加速转型时期给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可能较前者更为直接和紧迫,也更加具有操作上的危险性。因为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底层精英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弥散状态的底层不满被转化为实际社会对抗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是更加不可取的政策选项。

运思于此,倒使我想起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慈禧太后的一句台词:“兴一利必生一弊。”这话不知是历史上慈禧本人所言还是剧本所设计的台词,不过它倒的确十分准确地把握到改革比革命所面临着的更大困境和更为局促的行为选择空间的特点。(可参见亨廷顿的相关研究。亨廷顿,1988)

事实上,这样的改革困境我们在近3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屡屡遭遇,而小镇的乡村干部无非是站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场域中去再一次体验。其实,不仅是小镇的干部,就是高于小镇的大江区、H市和省里的干部也未必就不清楚新政策所带来的困境。因此,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采纳那种具有“意识形态正确性”却缺乏可操作性,或者说从根本上就是在添乱的取消乡镇政权和将多余干部打发回家的整体式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名为改革,实际上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革命”式颠覆,如果有哪个当权者采纳这些方案,将是政治上的幼稚和低能),而只能采取控制基层干部现有编制,花若干年的时间,用自然退休去逐步消化基层政府臃肿的这一更为温和务实的点滴式慢性疗法。

这样,他们也就不能不继续面临收税养人这一虽然不尽合理却也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为何他们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减负政策,却又要下达严格的税收任务的原因所在。他们是否知道在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根本的矛盾,而使乡村干部无法操作呢?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若说知道,我们可以从现行政治—行政体制具有层层奉上的特点中获得解释,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若说不知道,则可以从我国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信息反馈特点中得到理解。一般而言,在这一体制中,由于存在着信息自下而上层层屏蔽和筛选的特点,政策制定者很难预先充分估计到某项政策出台之后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它只能采取试错的方式,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去逐步发现和修正其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在权力和责任并不均等的现行体制下,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也更宁愿以下层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去提醒政策制定者完善和调整该政策,而不愿意以违背上级意愿的方式,通过更为前瞻和主动的方式进行预先的忠告和进言。

这两年我们所经历的从力图通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到中央政府最终宣布在5 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摸索与转变过程,就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上述特点。其实,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渠道,政策制定者们都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税费改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反而会给地方基层造成新的财政危机这一局面。因此,只有当这一政策的推行本身将问题或问题的前景逐步清晰地展现在决策层面前的时候(这就是学界所称的“倒逼”与“反倒逼”的博弈。参见李芝兰、吴理财,2005),他们才最终做出了彻底取消农业税的决策。(其实,就是这一新的政策也可能产生始料未及的复杂影响。例如,它可能会使土地权属的矛盾全面凸显,只不过当这一问题前景尚未完全充分地展现在决策层面前,使他们感到不解决这一矛盾就将发生重大问题之时,他们也许不会将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上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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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乡镇政府表现出工业厂商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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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学界素有“厂商理论”一说,(邱泽奇,2000)说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乡镇政府直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深度介入和参与乡镇企业的经济活动,其行为特征在某些方面越来越表现出“工业厂商”的特色(参见Andrew G.Walder,1995)。

在小镇的这些日子,我对这一点也有同感,虽然我的观察并不集中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是政府在地方开发中的作用,然而,政府通过开发来增强自身运作能力的动机却同样是充满企业理性精神的。我注意到,在小镇的招商引资和开发的整个过程中,镇政府始终都是真正的主角,他们不仅负责引进老板,亲自与他们谈判,讨价还价,签订协议,而且在相关的开发筹备、做群众工作、确定对农民的各种补偿标准等方面也都是亲自担纲主持,而作为法定意义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者的村级组织,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却仅仅是作为政府的助手而存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至少从既存理论上看似乎是越俎代庖的现象,即本来似乎应该发生于村庄和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本来似乎应该出现在村庄和村民之间的商议和互动,都变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政府内部决策,基层政府在事实上扮演起土地商人的角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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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培育地主,引进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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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农业方面,就是要引进种田能手;在产业化方面,就是要引进老板。政府的作用就是帮他们搭台,帮他们扫清各种障碍,为他们服务,让他们来唱戏。”

我总觉得林书记所讲的这些话好像在别的什么地方也都听到过。“那么,根据你所讲的,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目前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呢?”我想证实我的这一想法。

“什么比喻?”林书记反问。

“培育‘地主’,引进‘资本家’?”

林书记微微一惊,似乎觉得这话有些出格,毕竟他不是学术中人,不太习惯以如此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但沉吟片刻,他又说道:“这种比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谓培育‘地主’,就是要鼓励种田能手,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逐步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所谓引进‘资本家’,也就是要引进资本,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总的目标和方向吧。像现在这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是没有前途的,只能混饱肚子,致富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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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乡镇与村庄之间强弱虚置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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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财政所的王主任来了,他也提到要把教育附加的条子收上来,“这可是关系到一票否决的问题,票据收上来后,钱肯定要退,以什么方式退再商量,所以,这个压力肯定要背”。

但是,村干部们仍然不愿意让步,他们以沉默来表明他们的态度。无奈,王主任只好给林靖南打电话,汇报秦家畈村的矛盾。

放下电话,王说:“林书记的意思,把票据收上来,按新任务结算。”

村里还是不同意林的想法,他们说,新税中所含的教育附加比老税少,如果按新税结算,农民就退不了什么钱,村里也不好做工作。这样,双方的沟通仍然没有结果,范委于是决定还是要面见林书记,把问题当面反映给他。

第二天中午,我又遇老罗,特地问他昨天条子一事争论的结果怎么样了。他说有结果了,镇里同意不要村里收,由他们自己去收,自己退钱。说完,老罗又专门补充了一句:“我知道昨天顶一下,林书记会同意的,我们村一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也很关照我们。再说,这件事涉及检查能否通过,林书记也非得处理,只是昨天范委硬要我们收,所以我要顶一下。”

看来,老罗对林书记的为人和当前整个形势的判断都是准确的。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深化了我对既有乡村关系的场景化的理解。在乡村的互动之中,乡镇政权无疑仍然居于强势和上级的位置,但是,乡村之间的非科层化特征和利益独立角色,又的确给村干部留下了抵制乡镇依仗权力强势向村庄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所以,当双方出现类似的利益博弈时,村干部首先担心的倒不一定是乡镇外显出来的体制性权力,而是政府干部,尤其是政府主要领导以人情、关怀和请求支持工作等理由表现出来的脉脉温情。对于这种温情,村干部往往会因为抹不开情面而上套。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去上套,因为他们清楚支撑这温情外表的权力内核。所以,正如注释 [6]分析的,乡镇好像是“外弱”,而村庄又好像是“外强”。其实,乡镇的“外弱”,是因为它必须以感情和面子来填补因缺少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缺失,如果时时以权力的硬核示人,势必会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事倍功半。而村庄的“外强”一则是因为经济的独立性,二则是由乡镇这种人情与面子的“礼送”所塑造,并非一种真实乡村权力关系的反映。所以,只要村干部还打算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待下去,更为重要的,只要他们还生活在乡镇这一场域之中,就必须对这样一种强弱虚置的权力关系随时保持清醒的认识,即在政府领导表示温情与关怀之时恰到好处地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大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公对公的“事本主义”支持来“培植”与政府主要领导之间私对私的“人本主义”性质的个人关系,将体制的硬核包裹于个人关系的柔性之网中,并通过这张柔性之网来维护那些必须维护又能够维护得了的村庄公益。对此,我称之为十分必要的乡村政治关系术。在乡村做调研,我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双方都深知对方利益与态度底线的柔性化人际磨合,而非国家与社会结构二分性的权力对撞。与这种柔性的人际磨合相比较,硬性的制度规范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早已为双方所默认,绝少有机会出现在博弈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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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book: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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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reset OpenVPN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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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restart the VPN connection by sending a special signal to the OpenVPN client:

# killall -USR1 openvpn

This will trigger a “soft-reset” of the OpenVPN client.

Soft-resets occur in real-life situations mostly when the persist-tun option is used on the client side and an OpenVPN client is on a mobile network with roaming, or whenever the network between the client and the server is not very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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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ing file sharing over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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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configuration:

push "route 192.168.122.0 255.255.255.0"
push "redirect-gateway"
push "dhcp-option WINS 192.168.122.1"

The first extra line adds the server-side LAN to the set of networks that need to be routed via the VPN.

The second line redirects all network traffic via the VPN tunnel. This line is needed to ensure that OpenVPN’s TAP-Win adapter is considered private. File sharing is possible only using network adapters that are private (as opposed to public network ad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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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interface(Open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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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se the management interface, add a line

management 127.0.0.1 23000 stdin

to either the client or the server configuration file. This option instructs OpenVPN to set up the management interface on IP address 127.0.0.1, port 23000, and to use stdin to specify the management password.

We can then use telnet to log in on the management interface

management IP port [pw-file]

Enable a TCP server on IP:port to handle daemon management functions. pw-file, if specified, is a password file (password on first line) or stdin to prompt from standard input. The password provided will set the password which TCP clients will need to provide in order to access management fun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