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性论题”(prescriptive issues) #

指关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问题。比如：

1. 公立学校里应不应该教授智能设计？
2. 对骗取医疗补助的行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3. 我们应不应该禁止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的使用以缓解哮喘病发病率的上升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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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提问（原书第12版）》 尼尔·布朗 斯图尔特·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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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论题”(descriptive issues) #

指关于各种对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描述准确与否的问题。比如：

1. 音乐学习是不是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数学能力？
2. 导致家庭暴力的最常见的诱因是什么？
3. 服用帕罗西汀(Paxil)是不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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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提问（原书第12版）》 尼尔·布朗 斯图尔特·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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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在此之后”与“因此” #

我们常常按照这样的模式解释事件：因为乙事件发生在甲事件之后，所以甲事件引发了乙事件。这样的论证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类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愿意相信如果两件事前后紧随着发生，那么第一件事肯定导致了第二件事。但是很多事件紧随在其他事件之后发生，却并不是由前面的事件所引发。如果我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说第一件事引起第二件事，因为它发生在前，我们就犯了“事后归因谬误”（post hoc,ergo propter hoc fallacy，拉丁文的意思是“在此之后，所以是因此”）。

例如，你可能在写出一篇极出色的论文时戴了某一顶帽子，所以现在你每次写论文都坚持非要戴同一顶帽子不可。

事后归因谬误：假设乙事件是由甲事件所引发的，仅仅因为乙在时间上紧随甲之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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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原因，还是原因之一 #

在涉及人类特征或活动的情况下，多个原因共同起作用比单一原因起作用的情况出现得更加频繁。最好的因果解释常常结合了多种原因，只有这些原因共同作用才能导致某件事的发生。所以，针对现场访谈节目主持人的问题，专家给出的最佳答案是：“我们不知道这类事件发生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促成这类事件发生的多种可能原因。”

我们在寻找替代原因时，必须要记住：我们找出的任何一个单独的原因，都极有可能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其唯一的原因。

如果人们不能考虑到原因的复杂性，他们就犯了“过度简化因果关系谬误”(causal oversimplication fallacy)。

过度简化因果关系谬误 依赖并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的因果因素来解释一个事件，或者过分强调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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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是我们获得证据的一个优质的来源，因为科学研究强调可重复性、控制和精确性。在一些结论中强求确定性，其实这些结论中虽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并不足以否定这一结论。我们把这一论证错误称为“强求确定性谬误”(impossible certainty fallacy)。

我们的文化对那些改变观点的人没有广博的宽容心，我们总是称他们为“墙头草”或“伪君子”，而没有认识到，当新的证据出现时，改变我们的观点不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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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个人经历，甚至个人经历的总和，根本不足以构成一个有代表性的经历样本，所以个人经历常会导致我们犯下“以偏概全谬误”(hasty generalization fallacy)。

以偏概全谬误：一个人仅根据群体中极小部分人的经历就得出有关整个群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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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 #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吸烟可抵抗流感”。研究人员分析了525个烟民，结果发现67%的烟民在过去三年里从没有得过一次流感，他们推测说香烟燃烧时产生的尼古丁杀死了流感病毒，让它无法传播并引发疾病。在身体微恙的人纷纷开始吸烟来预防流感侵袭之前，他们应该仔细考虑下面四个对于这项研究发现的可能解释。解释一：甲是乙的一个原因。（吸烟确确实实杀死了流感病毒。）解释二：乙是甲的一个原因。（从来不受流感病毒侵扰的人更有可能继续吸烟。）解释三：甲和乙有关系是因为第三种因素——丙。（吸烟和不患流感都是由相关因素引起的，例如吸烟以后经常洗手，这种行为进而阻碍了流感病毒的传播。）解释四：甲和乙相互影响。（不常患感冒的人有吸烟的倾向，而吸烟有可能影响到一些潜在的疾病。）

最近一项研究指出“冰淇淋会导致犯罪”。研究人员研究了美国十大城市过去五年的冰淇淋销量和犯罪率，结果发现随着冰淇淋销量的增长，犯罪率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他们由此推测吃冰淇淋诱发人脑中的一种化学反应，增加了人们的犯罪倾向。我们希望你现在能明白，吃冰淇淋的人根本无须担心他们马上就要以身试法变成罪犯。你能想到哪些替代原因？夏天逐年升高的气温是否能解释冰淇淋销量（甲）和犯罪率（乙）二者间的联系？

因果混淆谬误(confusion of cause and effect fallacy) 将事件的起因和结果相混淆，或未能认识到两件事之间可能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忽略共同原因谬误(neglect of common cause fallacy) 未能认识到两件事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第三种因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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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与所有人谈话时都背负着大量的“包袱”。我们拥有无数的社会经历，这些经历已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各种梦想，这些梦想引导我们的所见所闻；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促使我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一句话，我们总是带着各种观点“上路”。让我们回到淘金式思维的比喻，在你将淘金盘放到沙子里之前，你就认为自己的盘里有了金子。你的信念之所以有价值，只因为它们是你的。你想要坚守这些信念是可以理解的，你已经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使这些观点成为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我偏好让民主党候选人当选市长，不管我的理论根据多么薄弱，我都会坚决抵制你让共和党候选人上台的提议。我如果承认自己之前的判断有缺陷的话，心里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这种对个人信念的过分忠诚正是“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的一个重要根源。所谓“确认偏误”，就是指我们总是倾向于只把可以确认我们既有信念的证据当成可靠证据。这样一来，信念固着(belief perseverance)就会导致弱势批判性思维。

正如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620年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想法，接受一个更好的观点时，我们应为此感到自豪，我们抵制住了诱惑，没有死心塌地维护自己长期以来的信念。这样的思想转变应当被视为一种罕见力量的反映。”

与“系统1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懒惰，部分在于我们习惯于依赖自己已有的信息，而不是依赖做出更好的决定所必需的信息。获取和处理额外的信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所谓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指的是我们反复使用的心理捷径，即只根据我们手边最容易获得的信息来形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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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晕轮效应(halo effect)，是指我们有这样一种倾向：先认识到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一个积极或消极特征，然后就把这一特征和这个人的其他一切都联系起来。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会决定我们接收和评价其观点的方式。如果有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个方面有一技之长，我们就会在大脑里给他“涂上一层光环”，以为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肯定也有过人之处。这样一来，我们就特别容易接受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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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室友请你帮他构思一下生物学的论文。这份论文要设法解答以下问题：“科学家是否应该继续从事干细胞研究？”在他看来，这份论文需要他选择一个“应该”或“不应该”的立场，然后再加以论证。你已经知道 二分式思维 (dichotomous thinking)可以通过限定结论的条件，通过将结论放到具体的语境中来加以避免。这种限定的过程需要你对任意一个结论提出以下问题： 1)结论在什么时候是准确的？ 2)结论在什么地方是准确的？ 3)结论为什么或为了什么目的是准确的？然后你开始将这个过程应用到这篇论文中。当你解释说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里，为了最大化地实现某种价值或目标，人们应该允许干细胞研究，你的室友因而变得越来越泄气时，你会不会觉得惊讶？他本来是在找“应该”或“不应该”，而你则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这取决于……”的思路。

灰度思维是一种反思型思维，致力于探索用“是”和“不是”之外的其他方式回答复杂的问题。非黑即白的思维看似迅捷而令人满意，但当我们对黑白答案的混合体视而不见时，我们就误解了通往对后果的明智考虑和可能的成就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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