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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清单只有放在手边才能发挥作用,而且与“下一步行动”清单放在同一系统中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某个任务在结束之前,可能会多次在不同的清单中来回转移。
比如,你可能需要给卖方打电话,要求他们提出一个工程方案(这当然要记在“电话”清单中);打完电话之后,你要做的就是等候他们提出方案(然后就转到了“等待”清单中);当接到方案之后,你就要找时间看看(转入“阅读/回顾”清单);看完之后,你可能把方案交给领导,由他最后拍板(再次进入“等待”清单或者你的“在电脑前”清单)。
人类进化的一个奇怪的特点是它倾向于消极:我们倾向于关注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祝福,这种倾向通常被称为消极偏见。我们在人群中找到愤怒的脸会比找到微笑的脸更快。办公室的负面互动比正面互动更重要,员工很可能会记住老板更多的负面言论和行为而不是正面的。消极反馈比积极反馈对情绪的影响更大。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容易、更经常地被分享。
那些购买彩票中奖的人会体验到幸福的高峰,但最终会恢复到购买彩票前的幸福“基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失去金钱、考试不及格或其他负面事件之后:我们适应了新的环境,我们的感觉回到了基准线。但与进化理论一致的是,对彩票中奖者和事故受害者的访谈表明,在有过糟糕的经历之后,回到基准线要比在有过美好的经历之后平均花费更长的时间。
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和他的同事发现,消极的事件通常比积极的事件更有力量。他们总结道,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适应性,因为坏事情比好事情影响力强,因为动物对危险、痛苦、失败的警觉程度更高,或者有过其他负面经历者更有可能在威胁中存活下来,从而更有可能遗传他们的基因。
这种进化的消极偏见,是我们并不总像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理性动物那样的另外一个原因。例如,从经济角度来看,我对50美元损失的痛惜和50美元收益的欣喜同样有道理。毕竟,这是一样多的钱。然而实验一再表明,被试在失去金钱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往往比他们在被给予选择时所获得的同样多的金钱所带来的快乐更大。人们更倾向于避免损失,而不是试图获得收益,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厌恶。
通过对强调损失选择的设计,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在一项现场实验中,我和我的两个学生马克·卡斯坦佐(Mark Costanzo)、马蒂·冈萨雷斯(Marti Gonzales)用厌恶损失的心理让人们对他们的住房投资进行绝缘处理。在一种条件下,在对每家每户进行考察之后,能源专家为每位户主提供了一份每年他们可以在取暖费上节省钱数的详细具体的说明。在另一种条件下,提供了同样的信息,但却告诉那些户主们他们每天损失多少钱,就像每天从窗户往外扔钱一样。结果表明,“损失”条件下可能出钱为房屋绝缘的户主,是“节省”条件下的两倍。
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种群,但我们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倾向于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能够将新信息应用到自己身上时,会比认为它只会影响到别人时更能记住新信息的原因。当人们在生成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时,他们会较之被动地接收信息更好地对信息进行回忆。
如果你曾经绝对确信整个世界都看到了你脸上的痘痘,或者你正在谈论你今天糟糕的发型,你就能发现自己内心存有的自我中心偏见。许多青少年害怕上学,是因为一旦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有某种缺陷,他们会认定“每个人都会注意到”。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种担忧通常被无限夸大。人们感受到的社交聚光灯对自己的照射,比实际上要更为明亮。托马斯·季洛维奇(Thomas Gilovich)和他的同事们在一次实验中把聚光灯效应界定为偏见。大学生们被要求穿一件引人注目的T 恤衫,上面印着巴瑞·曼尼洛(Barry Manilow)的大头照,然后走进了一间坐满学生的教室。之后让被试们想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衬衫,他们报告大约会有一半的同伴会注意到并对其做出消极的反应,但实际上只有大约20%的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我们想象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处于聚光灯下,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注意和观察别人比他们注意和观察我们更多——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被称为隐形斗篷幻想。例如,在一场实验中,与某个陌生人坐在等候室里的学生后来错误地估计,他们对陌生人的关注比他们认为的要多得多。被试们一直在报告这种隐形的感觉——除非他们穿着实验者提供的T恤衫,他们会声称看到印在上面的一张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大头照。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当我们估计别人如何看待事物时,我们很难超越自己对现实的感知。
在所有的认知偏见中,证实偏见是最主要的。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和处理信息。我们注意、记住、接受各类信息,这些信息证实了我们已经相信的事情,并且倾向于忽视、遗忘、拒绝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悖的信息。
在马克·斯奈德(Mark Snyder)和威廉·斯万(William Swann)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实验者告诉女大学生们,她们将要见到的那个人或者是一位外向者(好交往的、热情的、友好的),或者是一位内向者(含蓄的、冷静的、冷漠的)。接着,让她们准备一组要向这个人提出的问题,以便对他(她)进行了解。她们会准备什么类型的问题呢?那些认为自己会遇到外向者的学生更倾向于问一些能证实她们期望的问题,比如:“你做了些什么来让晚会活跃?”“在什么情况下你最健谈?”“你不喜欢嘈杂晚会中的哪些东西?”请注意,无论被访者回答什么问题,提问者关于这个人的假设都有可能得到证实。也就是说,一个不特别内向或外向的人在回答第一组问题时会显得外向,而在回答第二组问题时会显得内向。
证实偏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顽固地坚守那些牢不可破的信仰。他们会寻找一切可能的证据来支持他们所期待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不必“改变主意”。在我们进化的历史中,这种偏见具有适应功能,这将导致我们的祖先持有一种“只要有效,就坚持下去”的策略。然而在当今世界,有时这种策略会将我们引入歧途。
我们的许多心理怪癖和错误并非愚蠢或者随机错误,也并非我们大脑的自然设定。人类大脑被设计得可以有效地进行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出现一些怪癖和偏见。
其中一种典型的偏见便是所谓偏见盲点,即认为我们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客观、更少偏差。我们偏见性地认为自己不存在偏见!这类盲点产生于如下事实,即我们的许多信仰都是内隐的,隐藏在能够意识到的意识之下。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可以知道这样做的背景,并且可以为之找出理由;毕竟,我们知道自己的感受。但是,当我们看待别人的行为,我们会忽略掉完整的背景。这就是为什么在别人身上很容易发现伪善,然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却很难看到。那个忙于谴责某位政客有外遇的政客,可能在他的办公室里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我们的偏见盲点让我们可以轻易地对我们所批评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他是个道德败坏的混蛋,但我是有权搞外遇的,因为我的压力太大”)。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受制于绝对的现实主义。我们相信自己对现实的主观解释就是现实。我们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那些人是存在偏见的。这种信念使我们更容易认为,任何不认同我们观点的人都是被误导的、无知的、自私的或邪恶的。历史经常会不幸地显示,如果人们确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而其他人是错误的,那么他们便很容易做出仇恨和残忍的行为。
根据进化心理学,大脑是一个由进化塑造和编程的器官,适应了我们的生物狩猎—采集者祖先在数十万年的觅食生活方式中面临的挑战。进化赋予人类一些重要的特征和倾向,包括智力、体力、性欲和冒险——这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够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把他们的基因传给他们的孩子。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这个观点,这为我们理解人类思维的方式提供了巨大的启示。
让我们来看一下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深入研究灵长类动物的梳妆习惯时所得到的惊人发现:动物群体的大小与动物大脑新皮层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皮质是哺乳动物大脑中最后进化的部分,包含了许多高级功能。对人类而言,它占到了大脑体积的四分之三以上,在它的许多折叠层中有负责高阶过程的区域,如自我意识、有意识的思考、解决问题、自我控制和语言。新皮质超大而且极为复杂,以及它所赋予早期人类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形成比其他哺乳动物更大的合作群体,并通过文化来传播我们的知识。
邓巴发现,我们的大脑容量似乎可以容纳大约150人,我们可以与他们建立起稳定、有意义的关系;当人类群体的数量不超过150人时,他们的功能会达到最佳状态。集体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优势,比如食物共享和保护,但是也带来了认知挑战,比如学习和记住某个群体成员的重要信息——他们很容易偷走你的食物或夺走你的伴侣。它需要一个更大容量的大脑来容纳有关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所有信息以及他们的各种行为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当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超过150人左右时,群体生活会变得困难和紧张,部落趋向于分裂成更小的部落。
现代生活改变了上述现实吗?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通过媒体和技术,我们可以轻松地将我们的社交圈扩大到远远超出这一自然限制的范围,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帖子或一条推特联系到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不过,问题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你到底有多少在线朋友或追随者与你进行有意义的互动?事实证明,很少有人能与超过150人进行双向通信。即使在脸书和推特的时代,尽管我们确实从拥有成百上千的朋友或追随者中获得了一些自尊,但这一限制依然存在。
了解150人限制的一个有用的含义是,当人类组织不再变得更大时,其功能会更好——他们可以像社区那样运作,而不会像行政机构那样运作。小型学校的暴力和旷课率较大型公立学校要低,人际关系会更好,学习质量会更高。注意到我们进化中狩猎—采集者思维的性质和局限,可以优化我们的生活和制度。
社会性动物
尽管诸如“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的有关人类可塑性的极端观点在当今社会中依然存在,但是这种观点在心理学家中已经没有了市场,因为有科学证据表明存在遗传倾向。
同卵双胞胎出生后分开抚养,在不同的家庭中长大,他们在行为举止、习惯、态度甚至政治观点上仍然存在显著的相似性;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弟姐妹在性格上也不会变得更相似。婴儿带着某种思想进入这个世界,这种思想已经存在大量的预先编程。他们拥有特定气质,拥有对语言和文化学习的某种准备,甚至拥有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与生俱来的期望。
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和他的助手们发现,三个月大的婴儿如果观看一个简短的木偶表演,他们会在随后去触摸木偶,因为木偶是有益无害的。这项令人惊奇的研究表明,我们在第一次玩游戏之前就已经有了道德直觉和作出道德区分的能力。
从隐喻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思想更像是草图,而不是白纸。经验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它对已经存在的东西加以细化,进行修正,并利用个人、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来给它着色。与生俱来和后天培养相互作用,使我们成为自己。
我们中的许多人会采纳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有关如何做出明智决定的建议——写下它们的利弊。然而,这种方法要求人们不仅要获取准确、有用的信息,而且还要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但这些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这样讲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没有人能够拥有观察世界的“上帝之眼”——可以全知而且无偏地进行观察。让我们以买车为例,我不可能了解这辆车的优缺点,因为我听说过一些有关汽车经销商以及他们的营销策略的糟糕故事。如果这种车是一种新的款式,便根本不可能有长期的维修资料。而且,我对这种车的意见也只局限于我个人的有限看法;我基本上是从广告人员那里听说这种车的,这些人有目的地夸大了车的正面特征。我对这种车的体验也十分有限,只是在经销商的监督之下试开了10分钟,没有在各种危险路况和复杂天气条件下的长期驾驶经历。如果类似买车这样普通的事情可能会有许多信息遗漏或误导的话,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当我们需要做出一些重大决定(譬如,是结婚还是分手,或者选择哪种工作)时,我们将会面临何种困难。
其次,即便数据可用而且可靠,我也没有时间对遇到的每个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假如我继续下去,花10个小时来研究和权衡购买这辆车带来的幸福感。但与此同时,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决定要做:享用午餐时我该做些什么?我该如何修改我的讲稿?哪个求职者最适合聘用?我女儿真的需要那种昂贵的牙齿矫正器吗?我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列出一天里必须要作出每一个决定的利弊,这一点你也不可能做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认知吝啬者:我们总是寻求保存认知(心理)能量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处理的方法。我们会利用经验法则去走捷径。我们会忽略一些信息以减少认知负担;我们会过度利用一些信息以避免去寻找更多的信息;或者我们只是按照最初的直觉,接受一个不够完美的选择,因为它已经足够好了。认知吝啬者的策略可能是有效的,有时我们的直觉可以帮助我们作出较好的决策。但是如果不加以限制,这些策略也会导致严重的偏误。
社会认知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主要领域。这个研究领域关注的是:
尽管人类可以正当地宣称自己是地球上最具适应性、最聪明、最成功的物种,但我们仍然很容易产生误解、冲突、错误,出现那些由来已久的种种偏见,以及今天对气候科学和疫苗所持的否定态度。
在进化的漫长历史中,“社会大脑”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悖论和困境。进化赋予人类以大脑,使我们能够很好地适应小型狩猎采集的群体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有效的认知捷径和倾向性,使生活更容易且更安全,使人们倾向于合作和相互关心。然而,当我们对当今这个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多元文化的星球进行考察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机制往往会适得其反,导致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固守着我们的偏见,并因偏见和仇恨而相互战斗。
在中世纪的欧洲,行人沿街行走时经常会被人的排泄物击中。那时的市民有时会将便壶里的尿液和粪便从窗户倒向当街。污水会在那里滋生瘟疫和疾病,直到街道清洁工清理掉——通常它们被用作肥料。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处理方式看起来很愚蠢也很粗俗,尤其是当了解到一些早期文明——像希腊人、罗马人和玛雅人——已经拥有了更好的排污系统时,人们更难理解。这些早期文明已经有了室内管道,甚至有了可清洗的厕所。
为什么要用夜壶来取代室内管道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了很多显而易见不真实的事情:赤身裸体是罪孽深重的,当一个人赤身裸体时会遭到恶魔的攻击,邪恶的灵魂会让人生病。罗马人会在他们漂亮的公共浴池里天天沐浴,这一做法被劝阻了,取而代之的是洗手、洗脸,以及清洗身体其他可以公开示人的部位。这种迷信导致了两个显而易见的后果。首先,几乎所有的东西和每个人闻起来都很糟糕。正如一位作家所描述的那样,“农民和牧师、学徒和他主人的妻子,都散发着臭气;整个贵族阶级都臭,甚至国王也散发出臭气,他臭得像头狮子,而王后臭得像一只老母山羊,夏天和冬天都是如此”。其次,室内浴场最终失修,管道维修技术在民间失传。于是,一段时间内,原始的下水道系统和夜壶便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精神”导致疾病的理论才向科学屈服,微生物被确认为导致人类疾病的隐形祸端。
社会性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