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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美国革命有三支火把。

第一支是塞缪尔·亚当斯，他的“自由之子”拉开了北美反抗暴政的序幕。第二支是帕特里克·亨利，他那“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让北美人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第三支就是托马斯·潘恩，他的《常识》让北美走上独立之路。约翰·亚当斯说：“没有《常识》作者的这支笔，华盛顿举起的剑将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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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年，尚普兰和另外两个法国人与阿尔冈昆部落和蒙塔格奈斯部落一起跟易洛魁联盟开战。尚普兰亲手射杀了易洛魁联盟的两个首领。这也许是尚普兰犯的最大的错误。从此，易洛魁联盟的印第安人对法国人的仇恨代代相传。很不幸的是，易洛魁联盟偏偏是北美最强大的印第安人族群，因为他们最团结，由6个部落结成，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管理制度，美国的“联邦制”就是借鉴了易洛魁联盟的经验。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站到法国一边，只有易洛魁联盟与英国并肩作战，给了法国人致命的打击。

新法兰西的另一个重要失误是对移民国籍和宗教信仰的限制。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新法兰西完全沿用了宗主国的法律。也就是说，若想移民加拿大，第一要是法国人，第二要是天主教徒，缺一不可。这就大大限制了移民的数量。当时，法国有20万新教徒，他们在国内受到迫害，想到新大陆寻求自由。可是，他们不能去新法兰西，只能转向英属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其他国家的移民就更不用提了，新法兰西的大门根本不可能为他们敞开。所以，尽管新法兰西幅员辽阔，而且还拥有土地异常肥沃、号称“世界粮仓”的密西西比河大平原和俄亥俄河流域，但它从来都没有孕育出英属殖民地那样的勃勃生机。在新法兰西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尚普兰和后来所有的总督都梦想着让新法兰西像英属北美殖民地那样繁荣富裕。然而，他们的梦想只能是空想。没有自由的信仰，没有宽容的胸怀，“富强”之路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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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花号”的102名乘客中，大约有一半被后人称为“清教徒”，另一半是受雇的工匠、仆人和到新大陆寻找机会的殖民者。英文单词“Pilgrims”被简单地翻译成“清教徒”并不准确，约定俗成罢了。这个词出现在威廉·布拉德福德的回忆录《普利茅斯定居地》里。布拉德福德是“五月花号”的乘客兼清教徒领袖，后来担任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达31年之久。“Pilgrims”原意是指长途跋涉的“朝圣者”。布拉德福德用这个词来定义自己的团体，认为他们此行是“舍弃了舒适的城市”，去“山顶上”创造“天堂的国家和精神的平安”。如今，“清教徒”已经成了这群人的特称。但当时，这些清教徒却有一个虽非贬义却也不十分光彩的名字：“分裂主义者”或“分裂派”。他们的出现要追溯到15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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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年，伦敦股份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伦敦弗吉尼亚公司”（以下简称“弗吉尼亚公司”），宣告成立。这家公司从国王手中获得许可证，开始招募殖民者。英国的殖民之路就这样以私人和私人公司的形式开始了。他们就像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卖股份自筹资金，自主开发。殖民地的所有权和利润归公司的股东，殖民者们是公司的员工，按期领固定的工资。

英国殖民地与西班牙殖民地从一开始就走上不同的道路。西班牙殖民地以军事征服为主，国王对殖民地有直接和严密的控制权；英国以私人投资为主，国王对殖民地商业上的控制代替了政治上的控制，只要殖民者们不造反，爱干吗干吗。结果是：西班牙殖民地学会了独裁，英国殖民地学会了自治。这是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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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信奉新教，但在女王心中，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是第一位的。经过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的一通折腾，英国已经走到了分裂的边缘。伊丽莎白一世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协调各方利益，奉行对各种观点的包容政策，反对走极端。她废除了玛丽一世的天主教立法，也没有完全实施爱德华六世的新教主张。她把新教的基本信念融入教会的实践中，同时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天主教的特点。英国新教在她的领导下，比欧洲大陆更温和、更保守。正是这个走“中间路线”的新教催生了以“清洁、净化教会”为目标的“清教派”，也就是后来人们惯称的“清教主义者”或“清教徒”。女王的宽容使清教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清教派认为，当时的英国新教与天主教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完全奉行《圣经》的宗旨。他们主张在教会内进行改革，使它更加“纯洁、干净”，更严格地按照《圣经》的教义行事，最终彻底切断与天主教的关系，成为真正的新教。

在1570—1605年这段时间，清教渐渐分成两支。主流的这一支还是坚持在英国教会内部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另一支却认为改革必须马上进行，不应拖延。持这一主张的人认识到，多年来在现有教会中进行的改革收效甚微，他们与英国教会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于是他们提出要从英国教会中分离出去，追求自己的宗教信仰，这就是“分裂主义者”或“分裂派”。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乘坐“五月花号”来到北美，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清教徒”。准确地说，他们应该是“分裂派清教徒”。

清教派和分裂派都属于基督教，源出一宗，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得到上帝的保佑，也都忠于英王。清教派倾向于以理智和逻辑的方式看待宗教，他们特别强调“团体”的重要性，追求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分裂派则不愿与现实妥协，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不惜以分裂为代价来追求个人的信仰。清教派是更温和的“分裂派”，分裂派是更激进的“清教派”，两者只是“度”的差别。但这个“度”越扯越大，到最后两派竟然分道扬镳。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她终生未婚，都铎王朝因此绝嗣。她的侄子，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斯图亚特成为英格兰国王，从此把英格兰和苏格兰连在一起。他就是詹姆士一世，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君主。

詹姆士一世没有伊丽莎白一世的睿智，更没女王的宽容。他禁止分裂派建立自己的教会和按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还囚禁了一些分裂派的教士与信徒。因为英王同时也是教会领袖，所以对英国教会的不忠就是对国王的不忠，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分裂派不仅受到来自国王的打击，他们的主张也得不到比较开明的宗教领袖（包括清教领袖）的支持。

受到迫害的分裂派不得不考虑逃离英国。从1607年起，分裂派领袖约翰·史密斯、约翰·罗宾逊、威廉·布鲁斯特和前文提过的威廉·布拉德福德，率领他们的教众开始了艰苦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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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后端服务的跛脚鸭状态？

后端任务正在监听端口，并且可以服务请求，但是已经明确要求客户端停止发送请求。

当某个请求进入跛脚鸭状态时，它会将这个状态广播给所有已经连接的客户端。但是那些没有建立连接的客户端呢？在Google的RPC框架实现中，不活跃的客户端（没有建立TCP连接的客户端）也会定期发送UDP健康检查包。这就使跛脚鸭状态可以相对较快地传递给所有的客户端—通常在一到两个RTT周期内—无论它们处于什么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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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闲轮询策略的最危险的一个坑是地漏效应（sinkhole effect），其具体含义是什么？应如何解决？

如果一个任务目前不健康，它可能会开始返回100%的错误。取决于错误的类型，错误回复可能延迟非常低；一般来说返回一个“我不健康”的错误比实际处理请求要快得多。于是，客户端任务错误地认为该任务可用，从而给该异常任务分配了大量的请求。我们在这里将这种问题称之为地漏效应（sinkhole effect）。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将最近收到的错误信息计算为活跃请求。这样，如果某个后端进入异常状态，负载均衡策略可以开始将负载迁走，正如迁走过载项目的负载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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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是一个用来证明变更前后系统的某些领域相等性的手段。每个在变更前后都能通过的测试降低了分析系统可靠性变化中的不确定性。完善的测试可以提供足够的细节信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预测某个系统未来的可靠度。

测试的数量直接取决于所服务系统的可靠性要求。随着代码的测试覆盖度上升，每次改动的不确定性和降低系统可靠度的可能性都降低了。足够的代码测试覆盖度可以让我们对系统做出更多的改动，而不会使系统可靠度下降到可接受水平之下。

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做了大量改动，那么预测的系统可靠性就会趋近于可接受的极限。这时，我们应该停止引入新的改动，等待监控数据再累积一段时间。累积的监控数据和测试的覆盖数据可以用来证实新的代码执行路径的可靠程度。假设该服务的客户端是随机分布的，我们可以通过监控指标的采样统计数据推断出系统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统计数据指出了需要完善和调整测试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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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雀测试（Canary test）指的是什么？

“金丝雀”一词来源于“煤矿中的金丝雀”这样一个说法，指代利用一只鸟来检测有毒气体以避免人类中毒的做法。

要进行一次金丝雀测试，一小部分服务器被升级到一个新版本或者新配置，随后保持一定的孵化期。如果没有任何未预料的问题发生，发布流程会继续，其他的软件服务器也会被逐渐升级到新版本。如果发生了问题，这个单独修改过的软件服务器可以很快被还原到已知的正常状态下。我们经常用“烘烤这个二进制文件（baking the binary）”来指代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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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能能力取决于精力的储量。
• 情感能力取决于精力的质量。
• 思维能力取决于精力的专注度。
• 意志能力取决于精力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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