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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意图非常明确，侯大利很注意自己是否有诱导性提问。什么是诱导性提问？如何避免？

在山南政法大学读书时，教授反复提醒过他，复句极有可能带有诱导性。比如下面这个例子：你在2009年7月7日去阳州的目的是不是要让五哥把账款交给你？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诱导性问话，在其中预设了两个内容：时间和地点。这句话是一个复句，要把它变成非诱导性发问，就需要这样拆解：第一句，2009年7月7日你在哪里？第二句，你为什么要去那里？拆解后的两个问题都是单句，不再属于诱导性发问。

简单句的问话也不一定都是非诱导性的，连谓结构（有两个谓语）的单句容易演变成非诱导性发问。比如，你在2009年7月7日驾车去阳州的目的是什么？

这句话并不是一个复句，只是一个连谓结构（有两个谓语）单句。但这也是诱导性问话，里面预设了方式和地点。要把它变成非诱导性发问，就需要将其拆解成三个问题：2009年7月7日你在哪里？你是怎么去的那里？你为什么要去那里？

当一个句子里的谓语只有一个，且起到修饰作用的部分（定语、状语、补语）越少时，句子本身的诱导性就越小。正因为此，在制定审讯提纲时，侯大利在讯问前再次检查自己的提问提纲，着重查看每一个问题在句式上是否都是单独谓语的单句，每一个问题中起修饰作用的部分是否都做到了最少化。这种用语法结构来衡量句子的方式是简单又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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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核心类库自己的单例实现，比如java.lang.Runtime，你会发现：它并没使用复杂的双检锁之类。请问它是如何实现的？

静态实例被声明为 final，这是被通常实践忽略的，一定程度保证了实例不被篡改（反射之类可以绕过私有访问限制），也有有限的保证执行顺序的语义。

private static final Runtime currentRuntime = new Runtime();
private static Version version;
// …
public static Runtime getRuntime() {
  return currentRuntime;
}
/** Don't let anyone else instantiate this class */
private Run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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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尝试的意思是尝试许多次。在《盲眼钟表匠》中，理查德·道金斯极具智慧地提出，世界不存在伟大的设计者，而是通过小的随机变化前进的。不过，我有一点小小的异议，但不妨碍整体论点：世界是通过大的随机变化前进的。

然而，我们的心理和智力都难以接受反复尝试，或者承认小的失败是生活的必需。我的同事马克·斯匹茨纳戈尔懂得人类对失败有精神上的障碍，“你必须爱上失败”是他的座右铭。实际上，我立即适应了美国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文化鼓励失败，而不像欧洲和亚洲文化把失败视为耻辱和尴尬。美国的专长在于为世界其他地方承担这些小风险，这正是这个国家具有超常创新力的原因。一旦有了想法就去实施，之后再“完善”这种想法或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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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艾伦（David Allen）在《搞定》（Getting Things Done,2001）一书中强调了“总体工作流程的重要性”。艾伦的这套理论简称为GTD，所以大部分知识工作者都知道“GTD”，因为它行之有效。

GTD的原则是把所有需要处理的事情收集到一起，并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处理。这倒不是说要落实所有曾经计划做的事情，而是要从中做出明确的选择，并定期检查任务是否仍然符合大局。只有明确知道从重要到琐碎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妥当，能够放开手脚专注于眼前的事情时；只有当工作记忆中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滞留，没有任何东西占用宝贵的精神资源时，我们才能体验到艾伦所说的“心如止水”——在这种状态下，就可以专注于眼前的工作，而不会被其他想法分散注意力。

这个原理很简单，但很全面。它不是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个花哨的工具，它不会为你完成工作，但它确实为我们的日常工作提供了一个架构，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注意力分散的情况并不是源于我们的环境，而是源于我们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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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行为指南和知名人士的演讲都在重复一个极其错误的道理，即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所做事情的习惯。但事实恰恰相反，文明的进步，在于不断增加那些我们能够不假思索地做事情的数目。”（White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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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工作时预留再多的时间都不会有剩余，就像空气会充满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样（Parkinson,1957）。这一定律适用于那些需要较长时间去完成的任务，而不适用于那些可以一次性完成的任务。这也是由于前面提到的蔡格尼克效应的存在（Zeigarnik,1927），即如果任务没有被完成（或被写下来），就会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大脑里。对于可以一次性解决的任务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任务的终点，就会加速完成它，就像跑马拉松一样。所以，解决这种任务最重要的一步是开始，所以仪式感能起到作用，也是这个原因（Curre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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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我们无法从经验中获得成长，而是说只有获得即时反馈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得到成长，并且可能需要不止一次的经验。

把“写论文”这个大的挑战分解成小而便于管理的任务，有助于设定实际可行且可以定期检查的目标。比如，每天写3条笔记，回顾昨天写过的段落，或者阅读我们在某篇论文中发现的所有相关文献，这样，一天结束时，我们就能确切地知道我们能做多少事情，进而调整第二天的计划。如果我们在一年里能获得数百次这样的反馈，就更有可能从经验中学到知识，能更准确地认识自己的工作效率，而不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导致超出截止日期也没能完成任务，然后过段时间又重复发生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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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需要对计划持普遍的怀疑态度，尤其是当计划仅仅关注结果，而不关注实际工作和实现目标所需的步骤。

虽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能够及时完成论文的伟大作者对我们完成论文并没有什么帮助，但如果我们在头脑中对达到目标所需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想法，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从体育运动中知道，当运动员把自己想象成比赛的胜利者时，对实际比赛并没有什么帮助；但如果他们能想象出为了能够赢得比赛而必须进行的所有训练，结果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脑海里有一个更现实的想法，不仅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表现，还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Singer et al.,2001）。现在我们知道，这不仅对运动员如此，对任何需要努力和耐力的工作也是如此（Pham and Taylor,1999）。而写作绝对属于这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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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学家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写道：拥有解决某个问题的经验，对工作使用的工具和设备非常熟悉，最好是达到熟练的程度，是发现事物内在可能性的先决条件。（Fleck,2012）即使对于纯理论性的工作，也是如此，也需要经验，直到我们能够“摸索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这些问题是卡片盒中的文字、概念和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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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盒不仅有助于我们面对预设论点之外的信息，还有助于实现所谓的特征存在效应（the feature positive effect）。这种现象是指，我们倾向于高估（在心理上）容易获得的信息的重要性，并使我们的思维向最近获得的事实倾斜，而不一定是最相关的事实。

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我们可能只会考虑自己知道的东西，却考虑不到已经忘记的那些信息，这样的信息有很多，只是我们大多都不记得了，也找不到了，而卡片盒不断地提醒我们早已遗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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