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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了解陌生人是有限度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全部真相，我们必须满足于了解部分真相。谨慎、谦逊地与陌生人交谈才是正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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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公民免受“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这也是警察没有搜查令就不得搜查普通美国公民家的原因。同样地，在大街上，警察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合理怀疑”——才能对你进行搜身。但如果你在车上，那么警察要搜查你就相对容易许多。因为在美国（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根据交通法规，警察有数百个理由可以让驾驶员停车。

“比如行车违章：超速行车、闯红灯等。车辆违规：车灯故障、轮胎不合要求等。”法律专家戴维·哈里斯写道。

然后是各种笼统的规定：警察可以让遵守交通规则的驾车人停车，因为他们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驾驶人的行为有“轻率”或“不合理”之嫌。警察可以自行判断驾驶员有无违规嫌疑，可以对可疑驾车人进行排查。

以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为例，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警察以汽车的一侧刹车灯不亮为由拦下了一名他认为可疑的驾车人员。事实上，根据北卡罗来纳州的交通法规，只要两侧刹车灯中有一侧能正常工作，车辆就可以上路。因此，被起诉的驾驶员称警察非法拦车，但结果呢？最高法院裁定警察胜诉。因为警察完全有理由认为驾驶只有一侧刹车灯工作的车辆是可能违规的行为。换句话说，美国的警察不仅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拦下驾车人员，还可以凭空想出其他看似合理的拦车理由拦下驾车人员。而且警察一旦拦下驾车人员，只要他们有理由怀疑驾车人员藏有武器或具有威胁性，他们就可以依法搜查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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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陌生人时，我们常犯的三种错误：

1. “默认真实”
2. “透明”假设
3. 不重视陌生人所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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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所得数据后，谢尔曼发现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全市3.3%的街道区段所打的报警电话次数占全市所有报警电话拨打次数的50%以上。韦斯伯德和他在罗格斯大学的研究生在墙上挂了一张明尼阿波利斯的地图，他们在有犯罪活动的所有区域都贴上纸条后发现，结果不容忽视：在研究第72辖区时，韦斯伯德就预料犯罪活动会有些集中。但集中程度如此之高，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当我和拉里谈到那次研究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噢，我的天呐！’”

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犯罪学家在波士顿进行了类似研究后发现：全市一半的犯罪活动集中在3.6%的街区内。这样就有了两个实例。韦斯伯德决定研究其他城市的情况，包括纽约、西雅图、辛辛那提。谢尔曼负责研究堪萨斯和达拉斯。只要有人质疑，他们两个就会拿数据说话。在研究过的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发现了相同的结果：每个城市的犯罪活动一般都集中在极少数的街道区段上。

韦斯伯德决定尝试研究文化、地理和经济条件完全不同的一个外国城市。他的老家在以色列，于是他想到了特拉维夫市，他研究后所得的结果与之前的研究十分相似。“我忍不住感叹：‘噢，我的天啊。快看看这个结果！为什么5%的特拉维夫街道上发生的犯罪活动竟然占全市的50%？在这个完全不同的城市里，研究结果还是一样。’”韦斯伯德把这个发现称为“犯罪集中定律”。

就像自杀一样，犯罪行为与十分具体的地点和情境相关。韦斯伯德在第72辖区和明尼阿波利斯的经历并非特有现象。他们的发现几乎揭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一条普遍真理。这意味着，在面对陌生人时，你必须考虑与陌生人相见的时间和地点，因为这两个因素会极大地影响你对陌生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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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耦合效应理论，人的行为与具体情况和条件有关。小时候，我父亲会给我们读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最后读到西德尼·卡顿代替查尔斯·达尔奈走上断头台时，父亲竟然哭了。父亲很少落泪，也不是那种一遇到动人场景就会抒发胸臆的人。看悲伤电影时，他不会哭；孩子们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没有哭。也许他会时不时地默默感伤，但除了我母亲，没有人会发现这一点。只有当孩子们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听他读故事，而且当他读到世上最感人的故事情节时，他才会落泪——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否则谁都没有机会看到他落泪。这就是耦合效应。

如果自杀具有耦合性，它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抑郁症患者的普遍行为，而应当被看作抑郁的人在极度脆弱的某个特定时刻用非常容易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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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喝醉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是，酒精会沿着特定路径向我们的脑组织渗透，会对沿途经过的组织的功能造成一定影响。

这种影响从大脑额叶开始，额叶是我们大脑中控制注意力、动机、计划和学习的部分。我们喝下的第一杯酒会使我们的大脑额叶的功能受到抑制，我们会因此变得更笨，更不能进行并行的、复杂的思考。

酒精还会影响大脑的奖赏中心，也就是控制极度愉快、兴奋的区域，使奖赏中心受到轻微的刺激。

它还会进入杏仁核——大脑中负责告诉我们如何对周围的世界做出反应的部分，使杏仁核的功能降低，让我们面临比如“我们受到威胁了吗？”“我们应该害怕吗？”这样的问题时，不能恰当地做出反应。

这3种影响的结合就是“短视”的起因。结果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智力来处理更复杂、更长期的问题；我们被酒精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快乐分散了注意力；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防范报警器被关闭了。总之，酒后的我们变成了另一个自己，我们会对当下的一切心存感激。酒精还会进入位于大脑后方、负责平衡和协调的小脑，这就是人醉酒后会踉踉跄跄的原因。这些都是醉酒的可预见后果。

但在一些非常特别的情况下——特别是当你喝酒喝得又多又急时，酒精会有别的影响。酒精会影响海马体——大脑两侧负责形成关于我们生活记忆的类似香肠状的小区域。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约为0.08（法定的醉酒标准）时，海马体就会开始挣扎。例如，一场鸡尾酒会后的早晨，你醒来时想起你见过一个人，但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或他告诉你的故事，那就是因为你连续喝下的两杯威士忌影响了你的海马体。如果再多喝一点儿，那你想不起来的事就会更多，以至于你可能只记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的星星点点，但却很难唤醒对其他细节的清晰记忆。

华盛顿特区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亚伦·怀特是世界上研究“断片”——暂时性知觉丧失的权威专家之一。他说，没有什么合乎情理的因素可以决定哪些信息会被记住，哪些不会。“情绪显著性似乎对海马体记录东西的可能性没有影响。”他说，“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女性，你在参加一场聚会后，你可能记得在楼下喝了一杯酒，却不记得自己被强奸了，但你却又确实记得自己上了出租车。”更严重的醉酒——血液酒精浓度约为0.15时——会使大脑海马体完全停止工作。

“在真实、纯粹的一时性‘断片’中，”怀特说，“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回忆。”

陌生人跟你说话的后果往往是什么呢？他可能不知道你喝“断片”了。或许他靠向你，想碰你，你的身体突然僵住了。10分钟后，他又转回来，更娴熟地故技重演。在清醒的状态下，你的身体通常会再次僵住，因为通过第一次，你已看清、认出他的伎俩。但这一次，你不记得了，因为你已“断片”，已不记得他第一次对你做了什么。而事实上，这次你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僵住。在“透明”的假设下，这让陌生人认为你是在欢迎他的求爱。在没醉的情况下，他会谨慎地按照这种假设行事，他知道友好并不等于希望有亲密接触，因为他还有会限制自己行为的长远考虑（“如果我错误地解读了她，明天我会被怎样对待？”）。但现在他也喝醉了，他患了酒后“短视”，所有的长远考虑都已消失，他已无法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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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旧的“祛抑制思维”，人们认为，一个人喝醉时所揭示的是不再隐隐约约受社交礼仪影响的、简化的、精炼的清醒自我，此时的你是真正的你，如古语所云：“酒后吐真言。”

但“祛抑制思维”是落后的。因为，通常那些能抑制我们冲动的冲突是我们性格的关键成分。我们所有人都是通过处理眼前的考虑和更复杂长远的考虑之间的冲突来构建我们的人格的，这就是有道德、有效率、有责任感的含义。好的父母都是愿意为了长远的目标（抚养一个好孩子）来牺牲自己当前的自私需求（不被打扰，可以休息）的人。当酒精祛除对长期行为的约束时，它同时掩盖了我们的真实自我。

那么，现实中的坎巴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希斯说，他们的社会特别缺乏“公共表达”。他们是漂泊不定的农场工人，亲情淡薄。他们的日常劳动往往是孤独的、长时间的。他们几乎没有社区或民间组织。为生活所迫，他们在平日里很难有社交活动。于是，他们在周末会利用酒精的“转变”力量，创造出一种工作日中极度缺乏的“公共表达”，利用酒精带来的“短视”，暂时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为自己的酒会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只在周末举行；一次只喝一瓶酒；依次有顺序地敬酒；从不独处，大家围坐在一起。他们只在特定的环境中饮酒，玻利维亚内陆的这种饮酒环境中萦绕着轻柔的音乐和安静的对话，一切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友好亲切、可以预见和具有仪式感，这是一个在世上“最厉害的毒品”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全新坎巴社会。

酒精不揭示“真我”，它转变“真我”。

酒精是能重塑饮酒者的一种“毒品”，它可以根据饮酒者喝酒时当下的环境使饮酒者发生变化，使他们不再是真实的自己。在坎巴人的酒会中发生的性格和行为的重塑是良性的，他们当时的环境是被精心构建的：他们想用酒精来塑造一个临时的——在他们看来，也是更好的——自我。但是，如今年轻人过量饮酒时，他们并没有一个被精心营造的仪式化的、可预测的环境来创造一个更好的自己：他们是在酒吧和大学生联谊会上充斥着疯狂的激素的混乱中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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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理论最初由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和罗伯特·约瑟夫提出，他们所说的“短视”是指酒精的主要作用是缩小我们的情绪视野和精神视野。用他们的话来说，酒精创造了“一种短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肤浅的直接体验过多地影响了其行为和情感”。酒精会让前景中的东西更加突显，让背景中的东西显得更不重要；它使短期的考虑突显，使对认知要求更高的长远考虑逐渐消失。

例如，很多人会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喝酒，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赶走烦恼。这是“祛抑制思维”：酒精会解除我们对自身行为的抑制，释放我们的好心情。

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酒精有时会使我们高兴起来，但有时候，比如当一个焦虑的人喝酒时，他只会变得更焦虑。“短视”理论能解释这个问题：它取决于焦虑、醉酒的人在做什么。

如果他在看一场足球比赛，周围全是狂热的球迷，大家的激动和兴奋会暂时使他忘却让他感到有压力的世俗事物。这时，在他的头脑中，比赛处在前景的中心位置，他的担心就可以被抛在脑后。

但如果他在酒吧安静的角落里独自喝酒，他就会变得更加抑郁，因为这时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分心。饮酒会使你受环境的摆布，除了最直接的体验，它把一切挤出了你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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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我们会隐隐地信任他人，间谍才得以藏身，罪犯才逍遥法外，生命才遭受伤害。但莱文的观点是，拒绝这种策略的代价会高很多：如果华尔街的每个人都像哈里·马科波洛斯那样谨小慎微，华尔街就不会有欺诈行为——但会到处都是怀疑和不信任，这样也就不会有华尔街了。

一方面，偶尔被骗并不会阻止人类基因的遗传，也不会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对我们的生存有着重大意义。利弊其实不用权衡，孰重孰轻，一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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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一种倾向——根据人的行为去判读他们是否诚实。在我们眼中，说话得体、自信，握手有力，友好、有魅力的人被认为是可信的；说话时紧张、不自在、躲躲闪闪、结结巴巴、含含糊糊、言语费解且空洞无物的人则难以被他人信任。几年前，有人做了一项关于对待欺骗的态度的调查，调查对象为来自全球58个国家的数千人，其中63%的人说，他们辨别说谎者时最常用的方法是看对方有没有“目光躲闪”。我们通常认为，现实生活中的说谎者会像《老友记》中的人一样——其闪烁的目光中会流露出不安的神情。

委婉一点儿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比如，说谎的人撒谎时并不会移开目光。但莱文的观点是，我们对某些与欺骗有关的非语言行为的顽固信念，解释了他在研究说谎录像后发现的模式。那些我们能对其做出正确判断的人，是那些匹配的人——他们的真诚程度恰好与他们的外在举止相符。红脸的萨莉是外观和真诚度匹配的人，她的外在行为正好跟我们惯常认为的说谎者的表现一样，并且她碰巧确实在撒谎，这就是我们都能正确判断她的行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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