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5, 2022
腊月初一，官家和宰执大臣们议论了一番历朝历代的文治得失，然后顺手把一个叫米友仁的书法家提拔为尚书屯田员外郎。官家酷爱书法，他初学黄庭坚，南渡以后又转学米芾，成语“进退裕如”就出自他称赞米芾书法的话，而南宋初年米芾书法风靡天下，亦有赖于“上有所好”的跟风效应。米友仁是米芾的长子，世称“小米”，家学渊源的关系，他的字当然不会差。米友仁“及冠”时，黄庭坚送来一方古印，印文为“元晖”，并赠以诗句：“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米芾字元章，“阿章”是对他的谑称。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给虎儿（米友仁属虎，小名寅哥）起个“元晖”的表字吧，他的书法遒劲不凡，笔画又扛鼎有力，相信“元晖”一定能继承“元章”的书法才华，如同当年“献之”继承“羲之”一样啊。米友仁后来遂取字元晖，而“笔力扛鼎”也从此成为一个成语。
December 15, 2022
December 15, 2022
December 15, 2022
那都是些怀着希望和祝福在灯节中游走的身影。两宋时代，元宵节的到来就意味着“放偷节”的到来，在这个夜晚，偷窃是与名正言顺堂而皇之联系在一起的，那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变相的馈赠，人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偷人家的东西。除去顺手牵羊地“偷青”——偷人家围子里的青菜时蔬——而外，偷得最多的是灯。民俗认为正月十五的灯盏可以使人生子，若夫妇同去偷了人家门前的灯盏，回家放于床下，可当月怀孕。故有民谣云：“偷了刘家的灯，当年吃了当年生。有了女孩叫灯哥，有了男孩叫灯成。”灯盏怎么可以吃呢？可以吃，因为那些灯盏都是用豆面捏成或用水萝卜雕成的，所以有的求孕女子在街上偷了灯就当场吃下去。偷灯还有讲究：一般要偷刘姓和戴姓的，“刘”即“留”，“戴”即“带”，取其谐音，意为“留住孩子”或“带上孩子”。这两个姓氏的人家都要特意多做些灯放在门前的。自己家的灯被人偷，这是一种吉利，所以说偷与被偷都是皆大欢喜的事。若到了当年秋冬季节真有“灯哥”或“灯成”问世，主人要备一份礼物——其中包括一只铜质或锡质的新灯盏——去被偷的人家“还灯”，并且让孩子认那家为干亲。这是元宵灯节的欢乐向人际关系的延伸，也是沉淀在元宵记忆中的一些温馨花絮。
December 15, 2022
最后一道程序是官家赐宴，满朝文武被折腾了半天，最后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但正如吃过国宴的人都知道这种宴会其实只是一种规格一样，大庆殿里的这顿饭也并不可口，其中的一道主菜即胙肉，是除夕夜里祭祀用的猪牛羊肉。祭祀用的肉是不放盐的，执事们用刀子割成小块，分赐群臣，这种毫无味道的白肉，吃起来苦不堪言，但又不能不吃。有的大臣这种宴会吃多了，便在私下里有所变通，他们事先在家中把手绢放在五香肉羹里煮出味来，到时候一边吃胙肉一边拿出来擦嘴，这样，肉有了味道，又不会被参以无礼和不敬。宋代是个科学发明相当活跃的时代，可惜沈括的《梦溪笔谈》在这之前已经成书，不然，说不定也要把这一发明收录在册的。但绝大多数的臣子既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吞。因此，正如《水浒传》中那位黑大汉所说的，一个个都“嘴里淡得出鸟来”。
December 8, 2022
December 4, 2022
经济学中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等价关系。首先，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必须推广成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到极大限度，该限度就是别人同样的自身利益”。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种交换的经济而不是互不相干的自给自足经济。理性经济人并不是在不和别人发生关系中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而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于是便发生了别人也是理性经济人，也要通过交换实现自身利益极大化，如何协调双方利益的问题。
等价关系所要求的就是上面的那句话“每个追求自身利益到极大限度，该限度就是别人同样的自身利益”。这种关系首先满足自反性，自己追求利益极大化时不会妨碍自身的利益。它又满足对称性，每人追求自身利益的限度是不妨碍别人的同样的利益的，所以它和对称性不发生抵触。最后，它也必须满足传递性。最惠国待遇中的普惠制就是传递性的例子。WTO成员国中任何两国间的贸易优惠条件自动提供给所有的成员国。自由通航就不满足传递性。内地和香港能够自由通航，香港和台湾之间也能够自由通航，但是大陆和台湾之间却不可以。像这样的关系就不适用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和结论。仅当集合中每个元素都照此原则处理与别人的关系时，现代经济学才得以建立。反之，如果每个人只顾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他人同样的权利，只许我赚钱不让你得益，这便成了欺骗经济或霸道经济或特权经济，此时就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前提，经济学中的需求线和供给线便不会出现。人们看到的不是在边际价格上成交，而将是巨大的价格差异，它们不是由于信息不充分，而是由于欺诈、压迫和诱惑。经济学的全部结论都要因此而修改。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尊重别人追求自利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被置身于一个自身利益受到尊重的环境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能去创造财富。
在经济学中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等价关系，还假定每个人的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别人”。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别人”就是一种关系，但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字面上的含义去理解自由主义。字面上的自由是无约束，但如果每个人都试图无约束地自由行动，结果将使得每个人都没有行动的自由，而这恰恰和自由主义的初衷相背。所以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别人”的确切含义是把自己行动的自由扩大到这样的限度，即不影响别人同样限度的自由行动。因此，在这个集合中每个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同时却不会导致各个人自由行动的互相妨碍。因此，自由主义的确切含义是：每个人限制自己的行为，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和自己相同的自由）。此时每个人因为没有人妨碍他的自由而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是一个惊人的结果——原来自由主义是限制自己的自由。
December 4, 2022
许多国家都发生过独裁者对人民大范围的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被莫须有的罪名严刑拷打，判处死刑或者流放。有许多人就此从人间蒸发，再也找不着了，在苏联、拉丁美洲、非洲等地都发生过。凡是发生过这种事情的地方，都面临着如何对待过去参与屠杀的集团的问题。如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对残害人民的专制者加以惩罚，又怎么能防止以后的类似行为？所以一旦发生大批量的杀人事件，处理起来总是非常困难的。
在国际间发生的这类事件，有国际法可用，可以以残害人类罪起诉。但是在一国之内，只能援用本国法律，而国内法律一般没有针对这类罪行的条款。所以就得就事论事，个别解决。一般情况下，受害人总是要求严厉惩罚加害人，这样的结果难免冤冤相报，社会难以恢复到和平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不加追究，又不能防止以后类似事件的发生。起诉一个政权比起诉一个个人更复杂，因为政权是一个组织，牵连到众多的个人和单位。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各有各的责任。此时，解决的办法多半是只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就像整个文化大革命，虽然受牵连的人不少，直接参与的人也不计其数，但是就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而言，最后只追究了四个人，就是“四人帮”。其中对于个人只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追究政治责任。大规模罪行的主要责任者都是显赫的政治家，对他们起诉，与其说是为了报复，不如说是为了教育后人。所以要达到的目的是他们个人真诚地承认错误，做出最能表示改悔的行动。这样的要求虽然不高，但是对于过去在万人之上的领导人来讲，绝不是容易的事，必须经过内心的剧烈斗争，放下架子，当着大众的面忏悔。这样的事只有在原来的政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倒不是说这些人不可能良心发现，而是说良心只有在巨大压力之下才能被唤起。
对于受害一方来讲，虽然恢复正义的要求完全正当，但是万事有其限度，即使是追求正义也得有限度，过了头就会造成新问题。所以抱着宽容的心态是必需的。追究过去是为了将来，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往者不可悔，来者犹可追。我们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相当大的宽容态度，才有今日的繁荣。如果无穷无尽地追究过去，彼此纠缠，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从过去的斗争中缓过劲来，还有什么建设可谈？当然，宽容不等于文过饰非，不吸取过去的教训。否则，“文革”的灾难，大规模对人的侵犯，无缘无故地被整，可能会再次降临。应该说这种危险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还确实发生着。我们不得不为此担心。
December 4, 2022
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中极重要的一条理论，即均衡价格系统是唯一能引导资源最佳配置的信息系统。而均衡价格是这样形成的：出于自利的消费者在市场上寻求索价最低的供应者；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在市场上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者，在竞争条件下达成的成交价格就是均衡价格。没有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无法形成均衡价格。
前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在计划经济的初期经济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的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它很接近于均衡价格。在经济获得最初增长之后，价格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以继续引导资源在新情况下的合理流向。
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库兹涅茨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后，得到的六点结论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必伴有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
在一切“为公”的经济中，价格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常常固定不动。结果计划人员失去了衡量效益的依据，使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混乱：经济结构扭曲，虽然每年都有巨额投资，但长期短缺的产品始终调整不上来，该进口的产品在出口、积压的产品越产越多。这种缺乏效率的现象并非计划人员的低能，而是失去了一切计算效益的根据，即一套正确的价格。其根本原因正是大家都为公，不在价格上计较，无法形成一套均衡价格。
December 4, 2022
说起来，成人之美似乎很容易，故意跟人捣乱，损人不利己，是只有心理障碍的不正常人才会做的事，可是事实上这一类的事司空见惯。如果我们有机会到政府机关去办事，你很可能会碰到一位不愿意合作的人给你出难题，把一件本来很简单的事变得极其复杂，把一挥手就能办好的事让你跑上一个礼拜。无疑，这种人所做的事是增加了全社会的痛苦，而不是增加快乐。
尤其奇怪的是，一般人都深恶痛绝的这种行为，但一旦自己有机会坐上政府经办官员的位置，也会做出同样叫人讨厌的事情。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现象，为什么一个人改变了地位就会做出自己原来也深恶痛绝的事来？我猜想是因为人都有控制别人的愿望，认为能够控制别人是一种享受。平时没有这种机会，一旦自己坐上了能够控制别人的位置，就想利用一下这个机会；也可能是自己的地位变了，立场变了，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挤公共汽车，自己还没有挤上去的时候总觉得车里面还有地方，要求车里的人再挤一挤。一旦自己挤上了车，就变了立场，叫还没有上车的人不要再挤上来了。有人幽默地称公共汽车上车的踏脚板为变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