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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陪父亲在天禄阁校书时，偶然发现一套古文书写的《左传》，不禁欣喜若狂。《左传》原本不算儒经，据说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是一部单独的史书，并非孔子《春秋》的“传”，所以时人称之为《左氏春秋》。在此之前，刘歆主要跟父亲学《穀梁传》，已经烂熟于胸。发现古文《左氏春秋》后，他爱不释手，听说丞相翟方进通《左氏春秋》，就赶忙去拜师学习。翟方进是通今文经学的，怎么也通《左氏春秋》呢？这要从汉初说起。张苍、贾谊等从前人那里传习了《左氏春秋》，又一代代直传到一个叫作尹更始的人。尹更始传给了儿子、翟方进和另一个叫作胡常的人。

这也就是刘歆见到古文的《左氏春秋》为什么会如此兴奋，这意味着他可以论证这部书的可靠和古老。他一边仔细研读，一边把《左氏春秋》里记录的历史，一条条插在《春秋》相关的经文下面。这样，原本独立的一部史书，就变成了对儒经《春秋》的“传”了。《左氏春秋》也就变成了《左传》，古文学要开始发力了。当时，汉廷有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刘歆手上有了他精心阐释过的《左传》，就想切开汉廷旧的经学体系，鼓吹将古文学立在学官，从而为汉家开辟制礼作乐的新路。当然，打破旧体系，自己也就有机会后来居上，飞黄腾达。因此他虽然今古经学都通，但格外看重古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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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学、古文学最初只是文字或文献上的区别。当然，在人们默写、传播、抄录的过程中，儒经在文字、篇目、字数上会有不同，有些差别甚至还很关键，以至于后来“今文”和“古文”的内涵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派” 。当然，此类问题到了后世才变得重要，在汉朝，刘歆和王莽的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是否被立为学官。立在汉廷学官，由博士所掌的，无论是齐学、鲁学，公羊学、穀梁学，《诗经》《尚书》《周易》，都是今文经学。也就是说，今文经学是官方儒学，有完备的教育体制，明确的家法师法传承，而且伴随着汉朝的统治，积累了大量关于政治的解释，拥有一套政治哲学，与司法行政关系密切。

例如，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素王”，就是说有王者的德性却没有天子的位置；认为明堂是议政之所，包含着君臣同堂议政的意思；主张“天子一爵”，就是天子尽管地位很高，但也是爵位之一种，因此可以褫夺；主张“讥世卿”，就是反对官僚世袭；主张“大一统”，强调天下要有“一王大法”，要“尊王”，从而抑制封君，这里需要点明的是，所谓“尊王”并不是“忠君”，而是要通过尊天下的王来抑制地方的君……这也就是为什么晚清的大臣郭嵩焘出任驻外大使，看到君主立宪国的议会、选举、总统轮换，会联想到儒家的“三代之治”，虽说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有那么点儿相似之处。当然，今文经学的这些政治哲学并没有多少被付诸实践，大都是政治理想，但这至少是今文经学的显著特点。而古文学就不同了，没有被立在学官，特别是古文学特有的《左传》《周礼》，尤其不被今文经学承认，因此严格地说古文学还不是经学，与现实政治也距离较远。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通过经师的阐释来实现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引经决事”之类；但古文学因为没有立在学官，又和利禄不挂钩，所以传习的人就少，也较少关乎时政，对灾异、图谶、纬书也较少涉足，多是对经文做字面上的解读、训诂，更像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哲学。古文学特有的主张，比如强调孔子是先师，推崇《周礼》的制度设计，等等，也与今文经学不同。总而言之，今文经学和古文学具有不同的品质，虽然同属儒学，但像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

这个时候，古文学显示出生机。一方面，恰恰因为古文学与做官无关，所以更纯粹，更能吸引真心好学的人。一种思想如果在野，就总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如果在朝成为官方理论，就免不了功利化、“政治正确”化。所以，今文经学的那些弊端，如秦延君说《尧典》到十万字、匡衡和张禹身为儒宗却迷恋功名利禄、翟方进死于灾异等等，在古文学这里尚不存在。所以，古文学的出现，为儒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古文学还有一大优点。自汉元帝即位以来，儒家的士大夫已经不满足于以灾异、图谶、纬书来介入帝国政治，他们逐渐兴起了实现儒家复古理想，为天下制礼作乐，建立三代之治的念头。前面曾说过的“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就是从这个阶段渐渐成为儒家的新主张。用钱穆的话说就是，汉武帝、汉宣帝用文饰修辞的方法搞儒学，汉元帝、汉成帝是“言礼制，追古昔”。

于是问题来了，今文经学虽然有一套政治哲学，却没有发展出付诸实践的具体办法，没有制礼作乐的“说明书”。这个问题早在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就已存在。皇帝都急眼了，儒生们还在吵仪式到底怎么搞，汉武帝一怒之下干脆照着自己的办法上山封禅了。到了刘歆，这个问题更加急迫。而古文经学比如《周官》，恰恰有关于儒家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左传》中也有一些春秋时期的史实，这些制度和史实，比起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显得更实在，不那么“务虚”。也正因此，比起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古文学则更看重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呢，是传播周公的“先师”。一个把孔子看成是王，一个看成是师，差别不可谓不大。而一旦认定周公的地位更重要，那就给汉朝的制礼作乐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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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成帝末年到汉哀帝初，王莽和刘歆虽然地位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两人关系始终密切，关于古文学的意见也颇为相投。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印绶还没戴习惯的王莽，敏锐地觉察到新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为了巩固地位，他向汉哀帝大力引荐好友刘歆。汉哀帝正打算重用宗室以抑制外戚，就拜刘歆为太中大夫并加官侍中。汉代大夫执掌的事务很广泛，顾问谏议、拾遗补阙之类都有，员额也没有定制，所以单看这个职务本身看不出什么来。但刘歆得了侍中的加官，就可以出入禁省，这是皇帝的宠信。不久，刘歆再迁为骑都尉、奉车都尉，得以跟随皇帝出行，宠信更甚；还官光禄大夫 ，成为皇帝刻意蓄养的人才。光禄大夫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宫内官，俸“比二千石”，虽然不是特别高，已是各类大夫里最尊贵的职务，而且很闲适。

汉廷往往用大夫来安排三种人：一是病人；二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好安置的人，比如董贤当大司马，他的父亲在朝廷上总不能比儿子官小吧，而当光禄大夫，不属于外朝官员，就规避了这个问题；三是不适合案牍劳形的人 ，比如名儒龚胜，汉哀帝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当上皇帝后就把龚胜征召而来，先拜谏大夫，后来见他是儒臣，不适合搞行政，就安排为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宠信甚至在刘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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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ying Points #

笛卡尔坐标系：(1cm, 2pt) 极坐标系：(30:1cm) 若不提供单位，(2,1)表示向右2cm，向上1cm.

++(1cm, 0pt)的含义是：从上个点开始向右1cm。 (1,0) ++(1,0) ++(0,1) 表示 (1,0), (2,0), (2,1)

+(1cm, 0pt)不改变当前参照点。 (1,0) +(1,0) +(0,1) 表示 (1,0), (2,0), (1,1)

Path Specifications #

创建TikZ图片的主要任务就是描述path的规格。path由多个或直或曲的线条组成，线条之间并不一定连接在一起。画三角形的path可声明如下： (5pt,0pt) – (0pt,0pt) – (0pt,5pt) – cycle

Actions on Paths #

Drawing(stroking)可以理解成用特定粗细的笔沿着path作图。 \draw命令相当于\path[draw]

Filling表示path的内部由某种颜色来填充，它只对closed path起作用。 \fill命令相当于\path[fill] \filldraw命令相当于\path[draw,fill]

Key-Value Syntax for Graphic Parameters #

作图参数(Graphic Parameters)包括：colors, the dashing pattern, the clipping area, the line width, and many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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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现金支出，我们可以大致把这些现金支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未来有用的，比如说购置设备；另一类只和当下有关，投放广告就属于这种类型。无论这笔支出与什么有关，现金流量表都会体现出来，但它究竟会出现在利润表还是资产负债表上，就要看这个支出是和未来有关还是和现在有关。具体是如何区分的？

对未来有用的支出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通常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和现在有关的支出则是一个费用，会出现在利润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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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进程CPU使用率公式如下：进程的 CPU 使用率 =((utime_2 – utime_1) + (stime_2 – stime_1)) * 100.0 / (HZ * et * 1 ) 其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分别是什么？

((utime_2 – utime_1) + (stime_2 – stime_1)) 是瞬时进程总的 CPU ticks。被除数这里的三个参数。第一个 HZ 就是 1 秒钟里 ticks 的次数，这里值是100。第二个参数 et 是“瞬时”的时间，也就是得到 utime_1 和utime_2 这两个值的时间间隔。第三个“1”, 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 1 个 CPU。那么这三个值相乘，就是在这“瞬时”的时间（et）里，1 个 CPU 所包含的 ticks 数目。解释了这些参数，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简化一下，就是下面这样：进程的 CPU 使用率 =（进程的 ticks/ 单个 CPU 总 ticks）*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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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我们习惯性都叫做非法集资类犯罪。如何区分两种犯罪？两者在量刑上有何区别？

其实非吸和集资诈骗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一旦发生下面这四种情况，就已经是集资诈骗了。

1. 携带集资款跑路的；
2. 挥霍乱花集资款，导致集资款不能还给用户的；
3. 使用集资款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导致无力还款的；
4. 或者存在其他欺骗手段，最终导致造成无力还款的。

对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法律上定罪的起点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个人非吸的数额达到 20 万以上，或是单位非吸的数额在 100 万以上，就构成了犯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了。

集资诈骗罪定罪的起点更低，个人集资诈骗的数额达到 10 万，或是单位集资诈骗达到 50 万，就构成了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虽然手法相似，可量刑的差别就大了去了。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最高刑期是 10 年。哪怕是你涉及的钱财有几个亿，只要定罪为非吸，判刑最高不超过十年。
2. 而集资诈骗罪的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以前还有更重的死刑，后来被废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刑罚变轻了，因为你一不小心可能就是无期徒刑。比如说，某个人做集资诈骗，一旦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就属于定罪条件里的“数额特别巨大”，量刑的话，基本就是十年以上或者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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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的两种极端现象都会使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处于两极的人找不到乐趣，学习常感困难，因此也就丧失了自我成长的机会。请问是哪两种极端现象？

注意力失调与“过度包摄刺激”是因为精神能量太过飘忽不定，妨碍心流的产生；而过度自觉或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正好相反：注意力太狭隘而缺乏弹性。但相互矛盾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法变得更复杂，因为他把全部精神能量都用于实现眼前的目标，不肯去尝试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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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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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师这个称号古已有之，并不是从秦桧开始的，但有一件与太师有关的器物——太师椅——却是从秦桧开始的。中国古代的起居方式，在室内多席地而坐，桌凳和床之类的家具也都是低型的，与日本和式相似。李白“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其实并不是睡眠的床，而是一种轻便折叠凳，当时称之为胡床，因为古代建筑的窗子很小，月光是不可能照到卧室床前的。诗人应当是坐在门前，因此他才能“举头望明月”。宋代已完成了从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的过渡，当时有身份的人多坐一种有靠背的交椅。秦桧个子很高，坐在交椅上靠背便显得低了，无意中向后偃仰时，帽子或头巾容易坠落，这是很出洋相也大失威仪的。临安知府由此得到灵感，便令人制作了一种“荷叶托首”，装在交椅搭脑上送给秦桧，这种荷叶交椅亦由此流传开来。因为起初是专为秦桧制作的，时人称之为“太师样”或“太师交椅”，后来就简称太师椅。由于拍马屁而推动了某项工艺的进步，此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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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四日还是送灶的日子。灶王爷是个小神，小得不能再小了，何以会独享祭祀呢？因为灶是与吃饭有关的，在农业社会里，吃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民以食为天嘛。灶王爷之小，从他老人家的坐骑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坐骑叫灶马，是厨房里的一种小虫子。灶马爬过的地方，会留下不明显的痕迹，“蛛丝马迹”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些词典中望文生义，将“马”解释成六畜中的成员，说“马迹”是马蹄印，那是搞错了。灶马很小，灶王爷就乘着这样的坐骑上天汇报一年的工作，于是各家都要备下酒菜果品送灶神，且用酒糟涂抹灶门，叫作“醉司命”。这都是贿赂灶神的意思，让他老人家喝得醉醺醺的上天言好事。到了夜晚，还要在床下点灯，叫作“照虚耗”。“虚耗”是殷实的反义词，这个“照”大致是驱赶的意思，总还是祈望丰衣足食。送过了灶君，紧接着的二十五日又祀食神，还是与吃饭有关的。祀食神用的是豆粥，名曰“人口粥”。为什么要用粥呢？因为“粥”的谐音是“足”，意思很吉祥。“有猫狗者，亦与焉。”过年真好啊，连猫儿狗儿也跟着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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