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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撒哈拉地区这种沙漠出现、消失、再出现、再消失的情况，在漫长的历史中反复多次发生，对人类之后的扩散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科研机构曾经通过遥感技术观测过非洲北部地区，学者们根据观测所得做出了一个推测：从人类还未存在的遥远的渐新世开始，非洲北部就曾经存在着一条像今天的亚马逊河一样巨大的河流，这条河流源起红海一带， 4 500多千米的河身横贯整个北非，从几内亚湾流入大西洋。这条河流从形成到彻底消失，大约历经了3 000万年。在这漫长的地质岁月中，磅礴呼啸的河水曾为流域附近的动植物带来无穷的滋养，使得当时的北非成为一片丰饶的绿洲。

随着时间的推移，干旱和湿润在北非地区交替往复，气候湿润时，动植物们就在北非尤其是非洲出口附近繁衍生息；而气候干旱时，一部分动物则会迫于环境的压力向四周迁徙，其中一部分会经过今天的西奈半岛等地离开非洲，进入地中海东部。有学者指出，撒哈拉地区这种环境的往复变化形成了一种“生物泵”效应，它将非洲地区的物种不断地抽取出来，扩散到欧亚大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一部分直立人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扩散到非洲以外的，进而在不同地区开枝散叶，继续分化。而尼安德特人则是由离开非洲到达欧洲的古人类演化而来，并且占据了欧洲、西亚和中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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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因为考古是一门科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看，人类学家应该首先找到人类历史中最早的一件衣服，然后对这件衣服进行定年，再得出结论确定人类是什么时候穿衣服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穿的衣服是由动物皮毛和植物纤维做成的，这种有机物在自然界中只需要几年时间就消失殆尽。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件衣服，今天已经烂得渣都不剩了。如果我们找不到最早的那件衣服进行定年的话，又怎么能知道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穿上衣服的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把自然科学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类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再次联手给出了答案。我们曾经提到，分子生物学家通过测定头虱和阴虱分化的时间来确定古人类身体褪去毛发的时间，那是距今大约120万年前（直立人阶段）。在古人类褪去体毛之后，身体的大部分位置，特别是肩膀、脖子、胸口、后背等部位就变得光滑了，这些没有体毛的部位，虱子是很难生存的。但是后来，一些头虱从头发里掉出来之后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态位——古人类的衣服里。这些头虱的前爪进化出了一种钩子，可以勾住衣服上的纤维，使它们得以藏身其中，继续存活。长期的地理隔离逐渐地造成了生殖隔离，掉进衣服里的头虱渐渐地分化成了体虱。

到了这一步，逻辑就已经非常清晰了：有了衣服就说明有了体虱，而有了体虱就说明有了衣服。只要我们通过分子钟测定一下体虱是多久以前从头虱中分化出来的，也就可以知道古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穿上衣服的了。

最后的测定结果是，17万年前，体虱从头虱中分化出来。这也意味着大约在17万年前，智人开始穿上了衣服。后来，人类学家又从地质学角度梳理了侧面的证据，大约在18万年前，地球的气候开始逐渐转冷，这对于当时已经褪了体毛的智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成为古人类开始穿衣服的强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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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尼娜·G.雅布隆斯基（Nina G. Jablonski）曾经对人类的肤色演化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她发现，决定人类肤色深浅的直接因素其实是光照强度，更确切来说，是阳光中紫外线的强度。

在人的身体中有一种营养物质，被称为叶酸，这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当人体缺乏叶酸时，会感到疲劳无力、无精打采。更重要的是，缺乏叶酸对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系统都会造成消极影响。当男性体内缺乏叶酸时，精子的发育会放缓，一些叶酸抑制剂甚至被用作男性避孕药；而当孕妇缺乏叶酸时，其腹内胎儿的发育也会受阻，胎儿无脊髓甚至大脑发育不全的概率会大大提升。

那么，阳光究竟是如何作用于人的肤色的呢？有研究显示，如果一个人有着较浅的肤色，那么紫外线对他体内的叶酸水平就会造成强烈的影响，一个小时的猛烈日照足以使得其体内叶酸水平下降50%。在非洲那样强烈的日照环境下，浅肤色的人，无论男性和女性，都面临着严重的叶酸匮乏，男性会遇到精子活力下降的窘境，而孕妇则会产下畸形甚至夭折的孩子。可以说，在人类褪毛以后，肤色的深浅成为了一种直接影响生育能力和后代存活率的重要性状。因此，肤色受到了自然环境格外强烈的筛选。

为了适应叶酸的匮乏，智人进化出了深色的皮肤，因为皮肤中的黑色素可以有效地减弱阳光中的紫外线对叶酸的分解作用，以缓解叶酸在体内的匮乏。深色皮肤的男性可以“重振雄风”，而深色皮肤的女性生下健康后代的概率也更大。这让人类学家相信，我们的祖先起初由非洲大陆向外扩散时，应该是有着深色的皮肤的。

既然深色的皮肤可以有效地防止阳光分解人体内的叶酸，那么为什么人类在离开非洲以后，又会渐渐演化出较浅的肤色呢？要想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恐怕就要涉及另外一种营养物质了，那就是维生素D。

维生素D对于人类的骨骼、肌肉生长非常重要，如果婴幼儿缺乏维生素D就会患佝偻病，导致身体发育不良和四肢畸形；而成年人缺乏维生素D，也会罹患软骨病，关节疼痛、肌肉无力。在旧石器时代，这些病症都会极大地减弱人体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那么肤色和体内的维生素D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一般来说，人体补充维生素D的途径，主要有两种：日照和饮食。当人体受到足量的日照之后，皮肤下的某类化学物质就会转化成维生素D，以满足身体所需。但如果身体的肤色太深，皮肤内的黑色素就会阻碍这一过程，人体会因缺乏维生素D而陷入各种麻烦之中，有不少深色皮肤的人移居到高纬度地区或者雾气弥漫的地区后，就会受到佝偻病和软骨病的困扰。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演化出浅色的皮肤。

较弱的光照环境筛选出了浅颜色的皮肤，这样一来，皮肤相对白皙的人们就能够在较高维度的地区合成足够的维生素D以维持自身的健康。但需要强调的是，光照并不是补充维生素D的唯一来源，食物，尤其是肉类食物，也是维生素D的来源之一。爱斯基摩人生活在高纬度地区，但是他们的肤色却并不是很浅，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食物中肉类的比例极高，有人甚至称他们为“极端的肉食主义者”。从肉类中摄取到足量维生素D的他们，即使在高纬度地区也不需要太浅的皮肤。

总体来看，同一地区的人，其肤色深浅是由叶酸和维生素D两种营养物质的平衡所决定。对于人类来说，无论是改变自身行为还是改变性状，都要确保这两种营养物质不会有任何一种处于匮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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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作为一种大型灵长类动物，其实并不适合过量地进食生肉，因为生肉主要由蛋白质构成，蛋白质进入人体的消化道以后会被一些蛋白酶分解成肽链和氨基酸，最后在小肠被人体吸收，可是不同的蛋白酶在分解蛋白质时需要找到自己所能识别的氨基酸序列，才能将链条打开，就好像很多把手铐首尾相连铐在一起串成一个长链，而特定的蛋白酶就是特殊的钥匙，只能通过解开手铐链中某一把和钥匙对应的手铐，才能切断这个链条。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当大量的蛋白质涌入消化道之后，蛋白酶面临的压力会陡增，忙不过来的它们就会漏掉一些蛋白质，偏偏在这时候，肠道里的微生物又过来捣乱，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将蛋白质分解成氨类毒素，这些毒素进入血液后会使得血氨浓度猛增，进而扩散进大脑，使人眩晕、恶心、呕吐，甚至死亡。

怎么缓解这个问题呢？让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前先进行一定程度的分解就可以了。比如用火对其进行加热，这样一来，蛋白酶的压力就小得多了，蛋白质中毒的概率也随之降低，而且在人类使用火焰之后，加热食物渐渐成了一个行为上的惯性，这使得消化道的压力大大减小，人类的肠道进一步缩短，“基础建设”中节省下来的营养和能量再一次投入到了“精神文化建设”中去，大脑便有了进一步加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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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是自然界中和我们关系最为亲近的物种，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它们的手部便就不难发现它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黑猩猩手掌的部位更长，这使得它们的四指可以像钩子一样方便抓握，这是它们长年生活在热带雨林中而被筛选出的性状。毕竟在树枝间闪转腾挪之际，指尖和树枝之间的一寸之差很可能就意味着生死之别，但是这种修长的手掌也造成了一个麻烦，那就是黑猩猩的手很难像人类的手那样握成紧凑的拳头，因为它们的拇指和其他四指的距离相对更远一些。黑猩猩在搏斗时更依赖尖牙、掌击和撕扯，而不是拳头。

人类就不一样了，相对于黑猩猩，我们的手掌更短，拇指可以紧紧地箍住食指和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再蜷缩起来，使得手掌被肌肉约束成了一个紧凑的结构，当这样的拳头痛击在对方身体上时，力量会集中在拳峰，越小的接触面积意味着越大的压强和力量的贯穿。正如美国犹他大学的两位学者摩根（Morgan）和卡里尔（Carrier）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手部结构，是很多因素（如持握工具等）共振造成的结果，但其中暴力行为的筛选或许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进化历史中，那些手掌过长的人类个体，由于无法紧凑地握紧拳头（当然他们也没有黑猩猩那样的尖牙），所以在搏斗中处于下风，而在匮乏的环境中被暴力所压制便意味着失去延续血脉和基因的机会，因此，那些手掌过长的个体逐渐消失，而剩下的人则握紧双拳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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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职业拳击比赛的量级和直立人的配偶方式有什么逻辑关系呢？当然有，因为在大自然的“拳台”上，是没有量级划分的，在争夺雌性时，体重越大的雄性个体在搏斗时的优势越发明显，在这种逻辑之下，包括直立人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就有了显著的二态性差异（Sexual dimorphism）。

所谓的二态性，指的是同一个物种内部雌性和雄性在体貌特征上的差异，涉及体格和体重等方面。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二态性差异越大，则说明这个物种内部雄性在争夺雌性时的竞争越激烈。

还以大猩猩为例，大猩猩是施行“一夫多妻制”的物种，雄性大猩猩彼此之间大打出手，胜利者将占有所有的雌性，使得自己的基因扩散。在不分量级的情况下，那些体重更大的雄性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甚至碾压体格不如它强大的对手，这使得大个子们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胜利，而它身材巨大的基因也将传承下去，生下的儿子也将继承父亲雄壮的基因，长得身高体壮，进而获得更多的性资源。在这种正向反馈之下，雄性大猩猩的体格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壮，演化到后来，雄性的体格甚至达到了雌性的两倍，这种悬殊的体格差距自然使得大猩猩这个物种有了显著的二态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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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动物的手指通常有这种特性：当母亲怀孕时，子宫内的睾酮水平会影响胎儿发育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无名指的长度。母亲子宫内的睾酮水平越高，胎儿的无名指长度相对于食指来说就越长，甚至在宝宝出生后，之前所受到的睾酮的影响还会决定其在将来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包括选择配偶的方式。

睾酮通常被认为与竞争意识或攻击性有关，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来说，什么时候最需要这种竞争意识和进攻性呢？当然是在争夺配偶的时候。要知道，对于人类来说，女性的生育成本要远远高于男性，在整个生育的过程中，女性需要怀胎数月，再进行数年的哺乳，这种时间和精力上的巨大消耗使得性对于男人来说永远是匮乏的。那么好的一个女性，凭什么给你生孩子而不给我生呢？即使在法制昌明的今天，这事都没道理可讲，更何况在直立人所生活的旧石器时代。那该怎么办呢？

动手。

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在配偶方式上越倾向于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类动物，其无名指的长度和食指的长度就越趋于一致。长臂猿就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动物，“夫妻两人”长相厮守，雄性不会去外面“寻花问柳”，雌性也不会表现得“水性杨花”，这种稳定的配偶关系使得雄性之间不需要为了争夺雌性而进行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因此未出生的胎儿受睾酮影响的平均水平也不高，其无名指长度和食指长度便越是相近，甚至几乎一样。

而大猩猩则是一个典型的反例，通常情况下，大猩猩的配偶方式是一夫多妻制，每只雄性大猩猩都要支配、占有多只雌性大猩猩，这种配偶方式使得性的匮乏被体现得极为夸张，哪里有匮乏，哪里就可能有暴力和流血。雄性大猩猩为了争夺交配权，彼此之间会展开极为残酷和疯狂的搏斗，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侵略性和竞争意识强的雄性大猩猩更容易取得优胜，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胎儿时期所受的睾酮影响所决定的，这种影响也会体现在大猩猩的无名指长度上，大家不妨观察一些雄性大猩猩手部的图片，它们的无名指通常会比食指长，甚至几乎和中指一样长。在胜利者成功霸占了雌性大猩猩之后，它的基因也会被大面积扩散开来，它的后代自然也会继承父辈的基因和无名指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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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安德烈·勒伊罗·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曾经指出，在旧石器时代，制作一件石器有一条涉及取料、加工、修整、废弃的完整操作链。仔细想来，链条中的每个步骤，对于直立人来说都是考验。

比如取料，阿舍利手斧的制作过程相对复杂，首先要找一块大体对称的石头，同时石头本身的材质还要合适，太硬了难以加工，太软了又无法定型，同时尺寸也得提前规划好，手斧太小了作用不大，尺寸太大了又拎不起来。在自己的活动区域内，从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石料是直立人必须要了解的一件事。在找到合适的石料后，加工就开始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想要打制一块规范的石器，需要按照正确的顺序做出恰当的动作，而这需要抑制错误的神经回路。这些要求直立人的脑力和体力都足够合格才能成功地打造出一只体面的手斧，毕竟那是坚硬的石头而不是塑料泡沫……

1999年，南非两位学者科恩和米顿（Kohn M. & Mithen）表示，在直立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高品质的手斧是一种“优质基因”的显示器。也就是说，一个男性直立人如果可以制作出优质或美观的手斧，便意味着他有可能拥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技能。如果一个男性直立人可以对一块带有贝壳的石料进行精心的修整和开刃，最后做出一只精美别致的手斧，那么在性匮乏的环境中，他也更有可能受到女性直立人的青睐。

每当我看到有男人甩着豪车钥匙走进酒吧时，都会想象出几十万年前一个男性直立人举着镶贝壳的阿舍利手斧走进山洞里时的样子，虽然他们并不处于同一个时代，但他们同样显得志得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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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模式一的能人主要生活在东非的奥杜威峡谷，在非洲其他地方也曾零星出现他们的化石，而直立人的生活区域就大得多，除了非洲，欧洲和亚洲等地也有他们的遗存。按照目前学界的普遍观点来看，直立人至少在180多万年前就扩张到非洲以外的地区，他们使用的模式二石器技术也被散播开来。但吊诡的是，这种相对先进的石器制作技术并没有席卷欧亚大陆，而是仿佛遇到了某种屏障，在地图上的一条线之前止步了，这就是很多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学者时常会提起的莫维斯线（Movius-Line）。

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哈拉姆·莫维斯（Hallam L. Movius）全面分析了各个遗址的石器形态后，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部到欧洲东侧的直线，将整个欧亚非大陆划分成了两个文化圈：这条线以西，模式二的阿舍利手斧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频繁出现；而在这条线以东，模式二的阿舍利手斧却几乎没有出现过，特别是中国境内，几十万年来，绝大多数石器都长期处于模式一即奥杜威水平，这意味着在莫维斯线以东，几十万年前的直立人使用的是非洲 200多万年前已经出现的石器技术。有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古人类比莫维斯线西边的古人类在技术上落后上百万年。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学者表示，这是因为东亚远离人类起源地，所以处于边缘地带，缺乏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东亚地区的气候环境相对稳定，直立人没有靠技术适应环境的动机。更有学者从工具的材质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他们认为东亚地区的植被比较茂密，尤其是竹子，在人类的栖息地广泛生长，使得东亚特别是中国境内的直立人无须依赖石器，靠竹木器一样可以生活，今天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行为和工艺。当然，还有一种观点听起来不太客气，那就是莫维斯线以东的人类在心智水平上不及线以西的人类，石器工艺上的差距则是人种优劣之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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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舍利模式的典型石器由于被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因此得名。在阿舍利模式中，有一种手斧非常常见，成了阿舍利石器模式的代表，它的主要用途是刨挖植物根茎或者肢解猎物，应该说，这类手斧的制作初衷，也是为了应对匮乏。

仔细观察阿舍利风格的手斧便会发现，这种石器的制作者在加工石料的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直立人首先选取一块大体对称的石头作为原料，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石头上逐步剔除多余的部分，最后形成一类以泪滴状手斧为代表的、有相对固定外形的石器。学者在非洲、欧洲、亚洲西部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曾见到这种结构的手斧，即使这些遗址彼此之间相隔万里，但是直立人所制作的工具在形制上却大体稳定趋同，这意味着一种行为模式或一种文化已经诞生了。

这种相对固定的石器形制同时也说明，直立人在制作工具时已经对石器的形状有了规划，并且会按照计划进行打制和调整。也就是说，直立人在制作一件阿舍利手斧时，他的大脑至少会思考三件事：

1.这块石头现在是什么样的。 2.这块石器未来是什么样的。 3.如何才能把现在的样子变成未来那样的。

如今的我们可能会对这种能力感到不屑一顾，但是对于100多万年前的直立人来说，却意味着心智水平的巨大飞跃。因为这种规划能力的出现说明彼时的他们已经不再被囚禁在片刻光阴之中，而是突破了“当下”，意识到了“未到的将来”，这是人类进行一切策略和理性选择的基本前提。手斧的形状也可以生动地说明，直立人的大脑已经能够为这种思维提供物理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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