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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让我们设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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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七个特征
反社会人格者的记录在案的特征
我们绝大多数人想不到“谋划一场种族灭绝战争”和“毫无负罪感地说谎,比如向老板讲同事的坏话”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但两者间的心理对应关系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会让人不寒而栗。这种对应关系简单而又深刻,那就是两者都缺乏一种自我惩罚的内在机制。感性地讲,当我们做了一个让自己觉得很不道德、不符合伦理规范、不考虑别人感受或者自私的决定时,这个内在机制就会惩罚我们。如果我们把厨房里仅剩的一块蛋糕吃掉了,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多少都会产生一些内疚,更不用说故意或预谋伤害他人时的内心感受了。毫无良知的人自成一类,不管他们是杀人成性的暴君还是社交场上专会破坏他人谈话的讨厌鬼。
良知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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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基纳提出,synderesis(即圣哲罗姆提出的,绝对正确的、由上帝赐予的关于是非的知识)和conscientia(即易犯错的人类理性,它艰难地决定着人类的行为)之间存在隐晦的区别,从而似乎解决了神学上关于良知的困境。为了让人类选择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上帝为理性提供了完全的信息,但理性本身相当薄弱。在这个体系中,人类之所以会做出不可靠的决策,并非出于良知的缺乏,而是因为人类在决策和行动过程中容易出错。相较之下,阿基纳认为,“synderesis不会出错;它提供了固定不变的原理,就像主宰物理世界的一成不变的定律。”
◆ 我们认真看看神学的基本要点,根据早期神父的说法:1.道德规范是绝对的;2.每个人天生就知道这个绝对真理;3.不良行为是错误的思考导致的,而不是因为缺乏synderesis或良知,既然人人均有良知,那么只要人类的理性臻于完善,不良行为就不会产生。而事实上,这三条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近代以来所持有的关于良知的信仰。它们对我们采取何种方式看待自己与他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个信条尤其让人难以摒弃。
一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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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残暴的杀人狂出现时的确令人毛骨悚然,但他们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良知缺失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游戏”才是主因。游戏的奖励从统治世界到一顿免费的午餐不等,但他们玩的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游戏:控制别人、让别人心惊胆战、“赢”。
反社会人格者知道自己具有反社会人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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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反社会人格者相信的,那就是相信自己的生存方式优于我们。反社会人格者总会谈论别人的天真和在他们看来荒谬的良心不安,或者谈论自己的好奇心,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愿意操纵别人,哪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或者,他们会建立一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人们都像他们一样寡廉鲜耻,只不过有些人会假装自己有一种叫作“良知”的虚构之物。从后面这个论点来看,反社会人格者会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坦率诚实的人。他们在这个弄虚作假的社会里“真实地”做人。
◆ 反社会人格者的目标是人类,而不是地球或物质世界里的任何东西。反社会人格者希望和别人一起玩游戏。他们对于挑战无生命的东西并没多大兴趣。即便是摧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也是因为那里面住着人,他们想要这场灾难被人们看到和听到。这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察意味着,反社会人格者与其他人存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身份认同,跟人类这个物种本身还有某种联系。然而,这种能够让他们产生嫉妒心理的天生的薄弱联系,相对于大多数人对彼此以及对同胞生出的复杂而又丰富强烈的情感而言,便会显得过于肤浅和贫乏。
第3章 当良知沉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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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乔,或是看待我们自己,但这种看法很有趣、很真实:良知带给我们的崇高感,也就是给我们带来情感联系和意义的东西,有时会受到某种与是非对错或我们的道德感毫不相关的因素的显著影响,比如感冒、失眠、车祸或牙痛之类的事情。正常状态下的良知永远都不会消失,但当身体虚弱的时候,良知会沉睡、会走神。
第5章 良知为什么是半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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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受到良知约束的人会如此盲目?为什么他们在捍卫自我、理想以及所关心的人不受那一小撮无良者伤害的时候还会犹豫不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我们遭遇到反社会人格者时产生的情感以及思考过程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会陷入恐惧,我们的现实感陷入一塌糊涂的混乱之中。我们以为这些事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或有所夸大,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为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负责。
反社会人格者的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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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社会人格者的招数第一招就是魅力,魅力是一种不可低估的社交能力。
◆ 魅力是反社会人格者的主要特征,尽管这种关联看似有点违反直觉。反社会人格者身上有种很强的魅力,这是一种难于言表的领袖魅力,已经有无数受害者和尝试对反社会人格病状进行分类的研究人员察觉并谈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突出特征。
◆ 危险对我们有种温和的吸引力,而这也增添了反社会人格者的动物性魅力。传统观点认为危险的人有魅力,而当我们痴迷于反社会人格者的魅力时,这个陈词滥调的道理便不言而喻。反社会人格者在很多方面都很危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危险情境和机会的偏爱,以及说服别人和自己一起冒险的能力。
◆ “我们今晚刷你的信用卡飞往巴黎吧”“让我们用你的积蓄做一桩听起来很蠢的生意吧,但凭借我们两个人的头脑一定会火爆兴旺的”“我们去海滩观赏飓风吧”“我们现在就结婚吧”“别去搭理你那些无聊的朋友,我们一起跑掉吧”“我们在电梯里做爱吧”“把你的钱投在我刚刚得到的内幕消息上吧”“我们一起嘲笑那些规定吧”“我们就穿T恤衫和牛仔裤走进那家高档餐厅吧”“我们看看你的车到底能跑多快”“让我们活出一些自我吧”。以上这些例子体现了反社会人格者的“自发性”、冒险以及“魅力”这三大风格,尽管这些露骨的诱骗读起来会让人咯咯直笑,但整体方法却能让他们屡屡成功。一些不受良知束缚的人很容易就能让我们感到自己的人生乏味无聊、循规蹈矩、黯淡平庸,所以我们应该加入他的行列,因为他的人生代表了一种更有意义、更令人愉悦的生存模式。
煤气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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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乔治·库克执导了一部名为《煤气灯下》(Gaslight)的心理惊悚片,英格丽·褒曼在该片中饰演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婚妻子,她遭人设计,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她怀疑自己的心智慢慢丧失,而这种恐惧实际是由查尔斯·博耶饰演的邪恶但迷人的新婚丈夫有条不紊地设计好的。肮脏的伎俩还有,博耶会让褒曼在自己外出之时听到阁楼传来的声响,还会把煤气灯弄得忽明忽暗,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所恐怖的房子里,她的姑妈多年前就是在这栋房子里被神秘谋杀的。当然,没有人相信褒曼所说的阁楼上有声响或是煤气灯有问题以及许多别的怪事,她开始慢慢怀疑自己的现实感。英文典故“被置于煤气灯下”(to be gaslighted)即来源于此。博耶并没有暴力人格,他从来都没有殴打过褒曼,但他的行径更为邪恶,他让褒曼对自己的认知丧失了信心。
◆ 反社会人格者,即没有“建立在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义务感”的人,其典型特征是会把自己的一生耗费在人际游戏上,耗费在“赢”上,耗费在为了控制而控制上。而我们其他有良知的人,从抽象意义上也许能够理解这种动机促成的诡计,但在现实生活中亲眼见到却通常无法“看清”这些事情的全貌,因为这些事情的轮廓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陌生了。
◆ 芭芭拉·格雷厄姆的遗言:“好人总是那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对的”,有种“煤气灯下”的效果,因为真相恰好相反。实际上,好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几乎从来都无法完全确定自己是对的。好人会经常质问自己、反思自己,而且会把自己的决定和行动置于“根植于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义务感”的严格监督之下。良知会一直怀疑自我,很少会承认有绝对确定的事情,即便承认,我们也会觉得“确定性”是靠不住的,就好像“确定性”会哄骗我们对某人做出非正义的惩罚,或者做出其他一些没有良知的事情。就算“确定性”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说它是百分之百的确定,而是说“超越了合理的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插图]。最终,芭芭拉·格雷厄姆对我们的认识要比我们对她的认识更为透彻,她的临终遗言触动了那些受到良知约束之人的心理,因为人们担心自己所做的决定建立在“太过确定”之上。
如何不让良知被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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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过去为生存所迫,会教导子女不要破坏来之不易的成果,不要对事情产生太多的质疑,不要违反命令。生活艰辛而且处处充满危险,而挑战权威的孩童太容易死去。因此,一直到最近几个世纪,道德义愤对于我们教育出的孩子来说还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而且质疑权威还会让他们觉得生命将受到威胁。我们以这种方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任由反社会人格者宰割。但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来说,生存已经不再是问题,我们就可以停手了,可以允许孩子发出质疑的声音了。等他们长大以后,就能够很有底气地对同样已经长大成人的恶棍说:“你的行为太可恶了,住手!”
第6章 如何辨识残酷无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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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何才能辨别出哪些人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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