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 #

简单、可测、高效这三种特征让我想起了一项公共卫生研究，这是我最喜欢的研究之一。此项公共卫生计划是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巴基斯坦一个名叫希望（HOPE）的慈善组织共同实施的。这个项目旨在降低卡拉奇贫民窟儿童过高的夭折率。卡拉奇四周的贫民窟居住着400多万人，那里可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了。多年的贫穷和食物短缺让30%～40%的儿童营养不良，街道污水横流，几乎所有水源都被污染了。每10个孩子中会有1个活不到5岁，主要死因在于腹泻和急性呼吸道感染。

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而且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供水系统和排污系统不完善以外，当地居民不识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学习基本卫生知识非常困难。由于当地政治不稳定，腐败问题、官僚问题严重，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在那里投资兴业，当地居民也就很难找到工作，很难挣到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全球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这让很多农民无法维持生计。成千上万的人涌向都市，寻找工作。这更加剧了贫民窟的拥挤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社会和政府发生自上而下的重大变革，我们很难想出办法来改善当地儿童的卫生状况。

但是，一个年轻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却想出了一个主意，此人便是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长大的斯蒂芬·卢比（Stephen Luby）。他的父亲在克雷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妇产科任教，而他自己曾经在得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学习。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总是对公共卫生问题非常感兴趣。后来，他在疾控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对南卡罗来纳州爆发的疾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是当美国疾控中心在巴基斯坦设立办公室并招募员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后来，他和身为教师的妻子一起来到了卡拉奇。卢比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发布有关当地卫生医疗状况的调查报告。

我曾经问卢比他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他说：“如果当地也有像奥马哈那样的供水系统和污水系统，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你可能要等上几十年时间，这些重大的市政工程才会完工。”所以，他开始寻求技术含量低的解决方法。他想出来的方法非常不起眼，在他同事的眼里，这个想法甚至非常可笑，那就是使用肥皂。

卢比打听到一个消息：日用消费品巨头宝洁公司刚刚研发出一种新型的抗菌舒肤佳香皂，他们迫切地想要证明这种新产品的功效。虽然卢比的同事对他是否能够成功没有信心，但他还是说服了宝洁公司提供研究资金，并且提供成箱含有和不含三氯卡班消毒成分的舒肤佳香皂。卢比在卡拉奇的贫民窟里随机挑选了25个居民区，来自“希望”慈善机构的志愿人员每周都会在这些地方走街串巷，发放香皂，其中一些是含有新型消毒成分的香皂，而另一些则是一般的香皂。他们鼓励人们在6种情况下使用香皂：每天用香皂洗一次澡；每次大便之后，擦拭婴儿的时候，或在吃饭、做饭之前，以及给他人喂食之前要用香皂洗手。随后，志愿人员会在测试地区收集当地儿童疾病发病率的相关信息，他们还要收集11个控制组地区的相关信息以进行参照对比，志愿人员在这些地区并不分发香皂。

《柳叶刀》杂志（Lancet）于2005年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卢比和他的研究团队在这篇论文里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一年时间里，住在试验居民区的家庭平均每周能够得到3.3块香皂。在这段时间里，无论试验区的居民使用何种香皂，当地儿童的腹泻发病率都比控制组低52个百分点，肺炎发病率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脓疱疹这种皮肤细菌感染的发病率下降了35%。他们取得的结果让人感到非常震惊。要知道，当地的穷人不识字，居住地十分拥挤，而且不管他们使用何种香皂，他们的饮用水和清洗用水都是受到污染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宝洁公司认为研究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因为添加了消毒成分的肥皂并不比普通肥皂更加有效，普通肥皂就能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虽然贫民窟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糟糕，但使用普通肥皂的效果的确让人啧啧称奇。

From #

清单革命

Links #

Content #

另一个著名的成功案例发生在1854年的伦敦，约翰·斯诺（John Snow）成功发现了一场霍乱疫情的爆发源头。

那年夏天，霍乱在伦敦的一个居民区爆发，在疫情开始后的3天里就有200多人死亡。人们惊恐万分，大部分居民纷纷逃离家园。但是疫情并没有结束，而是进一步恶化。第二周，又有500多人不幸遇难。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像霍乱这样的疾病是由瘴气造成的，但斯诺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在地图上一一标出所有病人的住址，并发现这些记号散布在一个水源周围，那就是索霍地区（Soho）博德大街（Broad Street）的一口水井。他询问了死者的家属，调查了死者的生活习惯，并对可能的致病原因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最终，斯诺得出结论，他认为受污染的水源导致了霍乱的爆发。人们后来发现水井的附近有一个泄漏的化粪池。斯诺劝说当地政府移除了这口井的水泵把手，这样，人们就无法再饮用这口井的水了。此后，疫情渐渐平息下来。正是斯诺医生创立了流行病学调查的基本方法，直到今天，这些方法依然被广泛使用。

From #

清单革命

Links #

Content #

故事的主人公是著名摇滚乐手大卫·李·罗斯（David Lee Roth），他是范-海伦（Van Halen）乐队的主唱之一。每次签订巡演合同的时候，罗斯都会坚持在合同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后台化妆间里必须摆放一碗M&M’s巧克力豆，而且里面不能有一粒棕色巧克力豆，如果主办方没有做到的话，演唱会将被取消，而且主办方还要对乐队进行全额赔偿。至少有那么一次，范-海伦乐队因为上述原因霸道地取消了科罗拉多的一场演唱会，因为罗斯在化妆间里找到了棕色的巧克力豆。有人或许会认为大明星总是喜欢摆谱，提出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但其实不然，这是罗斯用来保障演唱会安全的一块试金石。

罗斯在其自传《来自热浪的疯狂》（Crazy from the Heat）一书中写道：“范- 海伦是第一支将演唱会开到偏远城市的乐队。我们的设备足足装了9辆18轮卡车，而一般的演唱会只需要3辆卡车就行了。工作人员一不留神就会犯技术错误，比如横梁因为无法负重而倒塌，地板也会因为不堪重负而塌陷，还有舞台的门不够大，舞台置景无法通过。演出的合同附文读起来就像是看黄页一样，因为设备实在是太多了，调试安装工作需要大量人手。”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小测试，也就是合同附文的第126条那个关于巧克力豆的条款。罗斯写道：“如果在后台放置巧克力的碗里发现了棕色巧克力豆，我们就会对各项装配工作逐一进行检查。我保证会发现技术错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些错误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就拿那次被取消的科罗拉多演唱会来说吧，乐队发现当地主办方没有仔细阅读有关舞台重量的要求。如果演出如期进行的话，舞台完全有可能在演出中坍塌。

From #

清单革命

Links #

Content #

由于极端复杂问题往往不可预测，这类问题的解决超出了个人能力的范围，所以，事无巨细都由核心层、最高层来决定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对于应对极端复杂问题的理解就很深入。更了不起的是，他们将这一理解转变为简单易行的清单，把对复杂性的管理纳入平时的例行工作之中。

这需要他们在一对对矛盾之中寻找合适的平衡点，如自由和纪律、个人发挥和标准程序、专业技能和集体协作。为了用清单达到上述平衡，他们设计出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几乎对立的清单。他们使用一整套清单来确保那些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的步骤不被人们忽略，而用另一套清单来确保人们充分沟通，互相协调，承担责任，并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用所知的最佳方法来解决瞬息万变和出人意料的问题。

从卡特里娜飓风和建筑行业的通行做法，我们可以知道：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清单不只有助于成功，而且还是人们获得成功所需的必要条件。当然，主观判断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需要使用清单来协助主观判断，甚至用清单来提高主观判断的质量。

From #

清单革命

Links #

Content #

美国约克大学的布伦达·齐默曼（Brenda Zimmerman）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肖洛姆·格鲁伯曼（Sholom Glouberman）是两位专门研究复杂性科学的教授。他们提出了一种理论，将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三类：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和极端复杂的问题。

简单问题是那些具有明确解决方法的问题。如用特定配料烘焙蛋糕。对于这类问题，可能需要学习一些基本技巧，但是一旦掌握了这些技能，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

复杂问题类似于把火箭发射到月球上这类问题。虽然有时候你可以将其分解为一系列简单问题，但是却无法找到直接的解决方案。一般来说，这类问题需要掌握不同专业技能的人组成团队，通力合作才能成功解决。时机和协调成了成功的关键因素。

极端复杂的问题类似于抚养子女这类问题。一旦成功地将火箭发射到了月球上，那么在发射其他火箭的时候就能重复和完善这一过程。毕竟，火箭就是火箭，它们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抚养子女就不同了，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成功抚养一个孩子能让你积累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抚养下一个孩子的时候也能成功。虽然专业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却不是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抚养不同孩子的方法可能截然不同。这体现出极端复杂问题的另一大特性：结果的不确定性非常大。虽然我们知道有可能成功抚养孩子，但是这一过程极其复杂。

From #

清单革命

Links #

Content #

在复杂的环境中，专家们要应对两大困难。第一种困难是人类记忆和注意力的谬误。在重压之下，人们特别容易忽视一些单调的例行事项。（当一个病人呕吐不止，而他的家人不停地向你询问病情时，你很容易忘记为病人测量脉搏。）对于被工程师称为“或全或无”的过程来说，记忆错误和注意力不集中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是去食品店买做蛋糕的原料，还是为飞机起飞做准备，或是在医院里诊断病人的病情，错过任何一条重要信息都会让你付出的努力彻底泡汤。

但是，第二种困难一样不可小觑，那就是人们会麻痹大意，会故意跳过一些明明记得的步骤。毕竟，在很多复杂的过程中，某些步骤并不总是那么重要。飞机的升降舵一般来说总是处于解锁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其进行检查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但就及时跟踪病人的4项体征而言，或许这种做法只能在50个病人中发现一次险情。人们会一直说“以前从来就没出过这类问题”，直到真的发生了严重后果为止。

清单似乎能帮助我们防范此类错误。它们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些必要的步骤，并让操作者明白该干什么。这不仅是一种检查方法，而且还是一种保障高水平绩效的纪律。这种方法对定期记录病人体征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医生的功劳。

From #

清单革命

Links #

Content #

意义疗法因为牢记人类存在的短暂性，所以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积极向上的。我们形象地表达这个意思：

悲观主义者好比一个恐惧而悲伤地看着墙上的挂历每天都被撕掉一张，挂历越变越薄的人；而积极地应对生活问题的人好比一个每撕掉一张就把它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还要在背面记几行日记的人。他可以自豪而快乐地回忆日记中所记下的所有充实的日子，那些他曾经有过的全部生活。即便他意识到自己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必要嫉妒年轻人，更没有必要为虚度的青春懊悔。他为什么要嫉妒年轻人呢？嫉妒年轻人所拥有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远大前程吗？“不，谢谢你”，他会这么想，“我拥有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我做过了，爱过了，也勇敢地承受过痛苦。这些痛苦甚至是我最珍视的，尽管它们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From #

活出生命的意义

Links #

Content #

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第一种就是成就或成功，其意义显而易见。

找到生命之意义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体验某种事情——如真善美——通过体验自然和文化或体验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就是说去爱某个人。

一名年迈的、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全科医生向我咨询，他无法接受妻子的死亡（她在两年前去世，他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我怎么才能帮助他呢？我该告诉他些什么？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说别的，而是对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医生，如果你先她而去，而你太太在你死后还活着，那会怎么样？”“啊，”他说，“那她可就受苦了，她怎么受得了啊！”我马上回答：“你看医生，她免除了这样的痛苦，你替代了她的痛苦——当然，代价是你现在还活着，并且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他没再说话，摇了摇头，悄然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比如牺牲的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当然，这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治疗，因为，首先，他的抑郁还不能称为病症；其次，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让他的妻子复活。但在那一刻，我的确成功地改变了他对待不可改变之命运的态度，从此以后，他至少看到了自己痛苦的意义。这就是意义疗法的要义之一：人主要关注的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看到其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为什么甚至准备着去受苦，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痛苦有了意义。

From #

活出生命的意义

Links #

Content #

存在之本质对责任的强调反映在意义疗法的绝对命令中：“要像是在经历第二次生命，仿佛你已经获得重生；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定要避免犯同样错误！”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几句格言更能激发人的责任感了。首先，它要求你设想现在就是过去；其次，过去能够被改变和修补。这就使人能够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及自身生命的终结性。

From #

活出生命的意义

Links #

Content #

生命之意义我觉得没有哪个医生能够用概括性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棋局和特定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招法，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From #

活出生命的意义

Li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