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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科书中的自然选择说认为基因突变完全随机，进化是为适应环境以决定哪种变异被保留。而在过去30年，科学家开始使用非线性数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手段来研究进化论，其得出的最关键思想，就是进化不是完全随机的。

所有动物的视网膜上都有同一种叫作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它的作用是把眼睛接收到的光能变成电信号传输给视觉神经。在所有可能处理光信号的蛋白质分子中，视紫红质的性能是最好的，生物进化早在几十亿年前就发现了这个完美分子的结构，而且从没有变过。如果进化是完全随机的，那么在所有可能的蛋白质分子中找到这么一个完美分子，就好像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颗特定恒星一样困难。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视紫红质是在古细菌和真细菌这两个进化路线上完全独立的分支上分别进化出来的。也就是说，进化不但找到了这个分子，而且还找到了两次！从统计角度看，完全随机的进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有些最新的进化论学说认为，生物细胞的新陈代谢之类的过程，存在一个自组织的机制，使得基因变异有一个特定的方向。而这种学说的关键证据，在于生命组织的形成方法是有限的。

比如说组成眼睛的方法就是有限的。人眼这个结构不但出现在哺乳动物中，而且出现在六种不同的生物种类中——这六个物种的共同祖先是没有眼睛的，它们是在进化史上分道扬镳以后才各自独立地进化出来了眼睛，而且是同一种眼睛。更进一步，组成眼睛一共就只有九种方法，而这九种方法都被进化所发现了。再比如说翅膀，世界上可能只有一种形成翅膀的方法，所以蝙蝠、鸟类和翼手龙虽然独立进化，其翅膀结构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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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好社会殊途同归呢？有个关键思想叫“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

趋同进化是说，生物进化中能遇到的好东西，并不是无限多的。比如你要让一个动物能飞，翅膀的“设计”就只有那么几种。

蝙蝠和鸟类在进化历史上是距离非常远的物种，它们是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飞行的能力，对吧？但是它们的翅膀，却是一样的。它们并不需要互相抄袭，它们各自不断试错，最后发现能飞起来的，就是这种翅膀。

最著名的例子是眼睛。人和章鱼，早在7.5亿万年前就分道扬镳了，我们和章鱼的那个共同祖先是没有眼睛的——然后我们和章鱼各自独立地演化出来了眼睛，结果这两种眼睛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

而这种眼睛，在不同的物种身上，被独立演化出来了至少50次。

趋同进化告诉我们，好东西会被大家都用上。为什么各家出品的照相机镜头都是圆的、手机都是长方形的？因为这样的设计最合适，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存活下来。

社会进化也是这样。人类社会也好，大象的、猩猩的社会也好，只要是足够复杂、能够长久存在的好社会，就具备那八个套件，大家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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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演化并不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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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塔基斯的《蓝图：好社会的八大特征》，延续了这个强硬的解释思路，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为什么非得是这样的。

克里斯塔基斯首先考察了各种你能想象出来的社会关系，包括历史上的王朝、乌托邦的实践、沉船事故之类的极端环境下的小社会、边远地区的奇特婚姻风俗，还包括他自己参与的一些实验得出的一般规律，简单来说，就是成功社会的规则都是相似的，而失败社会各有各的规则。

这些成功规则一共有八点，克里斯塔基斯称之为“社会套件”。它们共同构成了好社会的蓝图：

1.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身份，可以互相识别。不能所有人都匿名，或者都长得一样。 2.人会爱自己的伴侣和后代。这构成了家庭的基础。 3.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也可以结成友谊。 4.整个社会有社交网络，大家连接在一起。 5.社会中有合作。 6.人们总是更喜欢自己所在的群体，有时候还会为此敌视别的群体。 7.存在一个温和的等级制度，所有人的地位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平等。 8.这个社会促进学习和教育。

这八点听着挺平常，但关键是你不能改。取消家庭行不行？绝对平等行不行？不行。那样就不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复杂社会。

这些社会套件是由人类的硬件决定的，它们是人类在演化中经过自然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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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并没有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硬条件进行总结性评估，但我们不难从这本书里悟出人类发展的两个制胜法宝。

第一个法宝当然是创新。创新的一个关键是语言，另一个关键则是年龄。到大跃进前夕，尼安德特人几乎没人能活过40岁，而克罗马侬人却突然演化到能活60岁以上。在发明文字之前，老人对知识传承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作者提到在采集—狩猎时代，即使只有一个年过70岁的老人，他的知识也能决定整个宗族的命运。但是这个年龄突变是从哪里来的呢？男人方面不太了解，但一个重要因素是女人的停经。一般动物过了生殖年龄就会死亡，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基因传下去生命就完成了。而女人却可以在中年停经，并且继续生活很久。要知道生育是一种极大的风险，停经显然是对女人的一种保护，使得她们可以一直活到老年，来完成传递知识的任务。

人的第二个法宝是合作。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与性行为很有关系。在动物世界中，人的性行为有两个独有的特点：隐性排卵和隐性交媾。为什么女人没有发情期，排卵没有征兆，以至于科学家直到1930年才搞清楚女人的排卵时刻，此前以为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孕？也许最好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把丈夫长期留住。更进一步，如果排卵和交媾都是公开的，一旦有个女人正好处在发情期，男人们看到她（照抄此书用词）“肿胀鲜艳的阴部”，势必彼此争斗来夺取这稍纵即逝的交配机会。一个这样的社群无法进行有效率的合作，可见人的性生理是多么重要的硬条件。因为没有控制实验，这些理论算不上是严谨的科学，但是其道理是可取的。

创新与合作，这两个法宝合在一起，才是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它们给人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从4万年前开始，动物在人的发展史中逐渐出局，剩下的剧情变成了人与人的竞赛。克罗马侬人的后代几乎走遍全球，人群和人群之间已经不存在基因的差异了。但自从1万年前农业被发明以后，各地人的发展差异开始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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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概可以总结，企业家面对市场有三种态度，正好对应我们前面说过的三种教育境界：

1.低水平企业家/贫民教育：用户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 2.中间水平企业家/中产教育：我做最好的自己，等着用户选我。 3.英雄企业家/上层教育：我替用户决定。

而三个境界的风险则是从低到高。第三境界最大的可能性不是你发明一个东西马上引起跟风，而是你发明一个东西别人根本不买账。每一个成功的英雄背后都是无数的垫背。

如果你从未失败，说明你玩得不够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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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有句名言：“如果我当初是通过问别人想要什么才去发明什么，他们只会告诉你他们想要跑得更快的马。”

消费者是被动的，企业家是主动的！作为“供给派经济学家”，吉尔德认为，对创新产品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需求刺激供给”，而是“供给创造新的需求”。他用一个“学习曲线”理论来说明这个过程。

1.某公司发明一个全新的产品，如计算机芯片。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产品，等于是这个产品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用它。新产品生产麻烦，价格很贵。

2.随着公司的生产经验增加，新产品慢慢变得便宜，市场上数量也多了起来。

3.消费者慢慢学习怎么用这个东西，而且还搞出各种新的用法。

4.这个产品带来一波一波新的影响，形成正反馈，往前推动别的产品进步，带动整个技术圈加速进步。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学习。生产者在学习怎么能造得更便宜，消费者在学习新用法。这个过程中双方信息的交流、新信息的产生，才是最有价值的，而不仅仅在于造出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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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关于信息的。

什么是信息？根据克劳德·香农的信息理论，信息就是意外。你要测量一段话里有多少真正的信息，其实是看这段话给你带来多少意外。如果一切都是套话、废话，这段话就没有信息。程序员写好一段不含随机变量的程序，计算机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这段程序，计算机生成什么新信息没有？没有。老板交给你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的所有要求细节都已经事先计划好，你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你贡献新信息了没有？没有。

别人制订计划的时候，已经把故事讲了一遍。只有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意外，你做了一些事先没有人想到的事，又或者根据自己的想法主动改变了计划，有所创新，你的故事才值得再讲一遍，你才算贡献了新的信息。你贡献了新的信息，世界因你而不同，历史才真的进步了。你不是英雄，谁是英雄？

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我们制造的信息才会增加，整个经济的复杂度才会增加，才会有经济增长。没有规律的东西才是信息。

所以创新是不能命令和计划的。除了创新者的自由意志，创新只受技术进步客观规律的限制，此外不应该有别的力量左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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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打坐的过程中获得了通灵式的体验，“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感觉自己是孔子再世，从此狂放不羁。

但Brooks说这个圣人之道的最根本一点，却恰恰不是狂妄，而是谦卑。谦卑，意思是必须承认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缺陷的，思想中有很多偏见，性格中有很多弱点。

这就是西方思想中的“曲木”(crooked timber)传统。“曲木”这个词当然出自康德：“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只有当你承认自己是有缺陷的，摆正谦卑的态度，你才有可能跟自己的弱点做斗争，才有可能去完善品格。

注意，这个思想并不等于“人性本恶”。它说的是每个人的头脑之中都有好的声音也有坏的声音，我们要用好的去压制坏的。我想现代脑神经科学家肯定会赞同这一点，他们认为人脑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一个声音，而是每时每刻都有几个不同的声音在争论，就好像皮克斯新片《头脑特工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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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相信人的道德判断是直觉式的、感性的快速判断，并非来自理性计算。人的理性，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感情服务而已，是先有了答案再去想办法找证据。书中介绍了两个实验，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个实验是在受试者做道德判断题的时候给他增加认知负担，比如要求他同时记住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受试者是靠理性计算判断的，这个认知负担就应该减慢他的判断速度。但事实不是这样。即使增加了认知负担，他还是能很快做出判断。

在另一个更巧妙的实验中，实验人员先把受试者催眠，然后要求他每当看到某个特定的词，比如说“take”，或者“often”，就会产生恶心的感觉。我不了解这种催眠是怎么做的，总之植入效果很好，受试者醒来后的确一看到这个词就恶心，而且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到恶心。现在把受试者唤醒，给他们看道德判断题。结果，果然是在题目的说明文字里加入这个特定的词的话，他就会因为产生恶心感而认定这个事是不道德的；如果没有这个词，他就可能认为这并不违反道德。最令实验者感到震惊的是受试者对下面这道题的反应：

Dan负责组织一场有学生和老师参加的讨论会。会前，他找了几个师生都可能感兴趣的话题用于讨论。

这件事还能有什么不道德的？可是如果让他感到恶心的关键词出现在上面这段话中，受试者就会说Dan做这件事是不道德的，他必定有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道德判断的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有人非说一件事不道德，他一定能找到各种理由，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做这个判断的真正原因只是自己的一种微妙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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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深信不疑和彻底不信都是很少的，甚至可能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一般情况下对一般有争议的问题我们都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信念值在0.01%～ 99.99%。而且，我们对大多数事物的信念值都在动态变化。比如有什么特别突兀的新东西出来，我们一开始可能是不信的，随着证据增多，慢慢加强信念。

一个智识分子应该拥有这种复杂的信念体系，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也可以说，这是不断地变动自己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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