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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英文叫involution，最早的拉丁文写法还是康德发明的，跟它对应的词是evolution，也就是演化。直观地说，内卷就是“向内演化”。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世定和邱泽奇，2004年专门写了篇论文，考证了“内卷化”这个概念的流变。

“内卷”作为一种现象，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从艺术角度提出来的。比如你看下面这张图，这是新西兰毛利人的装饰艺术。它的特点是特别精细，看起来相当复杂，有各种细微的层次。这可是手绘的，你一看就知道花了很多工夫。

但这个复杂是一种单调的复杂。精细倒是精细，但是精细得没有太大意思。它就是几种模式不断地重复，没有什么创造力和多样性。从事这门手艺的人，我们只能称之为“匠人”，不能叫“艺术家”。因为精细，你会觉得挺厉害，这钱花得值，但是这种艺术其实没有太多欣赏价值。对吧？

这就是内卷——向“内”演化，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其实都是几个固定模式的重复，没有能跳出模式的创造力。戈登威泽说，哥特式建筑艺术其实也是内卷。

乍一看很震撼，你们真是花了大工夫！越弄越复杂，每一个小地方都要精雕细刻，但是总是这么几下子。

1963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出了本书叫《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把内卷这个概念引入了社会生活的领域。

格尔茨直接借鉴了戈登威泽的概念，他总结内卷就是“某文化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内部更加复杂化。”格尔茨发现了印度尼西亚农业的内卷化。

印度尼西亚有个爪哇岛，土地条件很好，适合种植水稻，但是人口众多，又没有资本进来，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耕种这有限的土地。请注意，人多地少并不意味着内卷，内卷有个关键特征。

随着爪哇岛上劳动力的增加，人们对土地的耕种变得更加细致了。格尔茨说，“对土地的使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租佃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合作性的劳动力安排变得更加复杂”，正是这种变着法地精耕细作，“一种过分欣赏性的发展，一种技术哥特式的雕琢，一种组织上的细化”，才叫内卷化。

而精耕细作是起作用的！爪哇岛在人口增加的同时，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下降，“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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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冯敏飞2019年出了本书叫《历史的季节》，其中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理论，叫“七十年的坎”。冯敏飞统计了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寿命，发现其中有个有意思的规律。

在总共62个王朝之中，寿命在70年以下的多达46个，占74%；超过70年的只有16 个。但是只要你能超过70年，比如达到100年，那么你这个王朝的寿命就很可能不止这么多年，你会达到200年甚至300年。整个曲线呈现M形。

这也就是说70～100年好像是中国王朝的一个瓶颈。大多数王朝过不去这道坎，但只要过去了，就能赢来一个很长的发展时间。冯敏飞说，70年节点对于短命王朝来说是绝望的天花板，而对于绝大多数长寿王朝来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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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和思想，年龄能证明它们的强韧性，已经存在多长时间就意味着以后还会继续存在那么长的时间。“老”意味着经久不衰，“老”意味着真厉害。

2.国家，有个瓶颈期。过不了这个瓶颈期就会灭亡，过了就能长期存活。老牌国家没有那么容易失败。

3.生物物种不分新旧，存活概率都一样。物种必须不断演化出新的优势才行。

4.公司，则集中了国家和生物物种的“缺点”：前期有个瓶颈，后期也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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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瓦伦提出了一个假说。我们设想有个物种，突然因为基因突变获得一个演化优势。它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活得不错，但是别忘了别人也在演化。它的捕食者，也会演化出新的优势来，抵消它的那个优势。所以演化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优势。再者，你这个优势也不会仅仅是优势：兴一利必生一弊，优势换个场合就是劣势。所以物种永远都面临这样的挑战：要么突变，要么灭绝。

这个说法现在被叫作“红皇后假说”(Red Queen Hypothesis)，用的典故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红皇后对爱丽丝说的一句话：

你必须尽力地不停地跑，才能使你保持在原地。

这是一个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更严酷的法则：不变则死。以前的所有成就在演化面前都不好使，你得一直“发明”新的优势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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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白给的好东西，搞创新也是有代价的。创新的代价除了烧钱冒险，还包括让伟大的公司死亡，还包括容忍坏东西出现。

效法进化，这个智慧是随便尝试，等东西出来以后让市场选择，而不是让某个政府部门先行选择，因为也许你眼中的某个坏东西将来跟别的东西结合以后恰恰能产生特别好的东西。

在互联网界，这个智慧叫作“先发表后过滤”。你怎么可以仅仅因为自己觉得它可能会造成伤害就禁止它出现，为什么不等它已经造成了伤害再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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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国的政府机构能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似乎与纯粹的自由市场原则不符，但是中国经济的成绩比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还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可能在于“知道”。当前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很可能恰恰是因为起点低。如果你落后于人，最大的好处是你“知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根本不需要自己尝试，把别人已经证明好使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这时候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一帮小公司瞎搞，而是国家直接组建大公司，集中力量办大事。此时你的关键任务仅仅是模仿和做大，创新是别人的事。

但是当你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自己搞点创新，甚至决心当领先者的时候，也许你还得效法进化搞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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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个有10×10总共一百个格子的棋盘，每个格子代表一个房间，其中一半的房间被随机选中放了一个易拉罐作为垃圾。一个只能看到自己当前以及前后左右临近房间的机器人的任务是收集这些易拉罐。你能不能给机器人编制一个策略，让它根据自己看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动作，从而在规定的时间内捡到最多的垃圾？

这是圣达菲研究所的女计算机科学家梅拉妮·米歇尔用来研究遗传算法的一个例子。米歇尔自己先设计了一个尽可能智能的策略。这个策略也不太难，比如说，作为一个视力有限而且没有记忆力的机器人，如果你所在房间内正好有一个易拉罐，你要做的显然是把它捡起来；如果没有，你就往别处找找。在理论上的最高分是500分的情况下，这个人为设计的策略得了346分。可是米歇尔用遗传算法，让计算机模拟进化出来的一个策略，却得了483分。

遗传算法的进化过程是这样的。你要把所有可能的策略都用数字编码表示。

1.首先随机生成200个策略，当作200个生物。这些策略可能是非常愚蠢的，也许一动就撞墙，但是别管那么多，进化的要点是人完全不参与设计。

2.计算这200个生物的适应度——也就是说，用很多个有不同垃圾布局的游戏去测试这些生物，看最后哪些生物的得分更高。

3.把适应度高的生物选出来，让它们两两随机配对——适应度越高的生物获得的交配机会也越多——以此来生育下一代。每一个孩子，都从其父母那里各获得一半基因，而且别忘了变异，也就是给每个孩子随机地再改变几个基因。这样得到下一代又是200个生物。

4.对新一代的生物重复第2步。

这样过了一千代之后，你得到了200个非常优秀的策略生物。其中最牛的策略做到了什么程度？在缺乏全局视角的情况下，它居然能让机器人自动从外围绕着圈往里走，从而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遍历更多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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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奎塔使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越是联盟人数少的国家，它的政府就越容易被收买，因为收买少数人花不了多少钱。同样一笔钱投给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投给独裁国家却可以立即让该国政策发生一个改变——所以越是独裁国家，越容易出内奸。给一个独裁国家援助，等于帮着独裁者收买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此书介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统计发现那些当选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国家，在其任期内，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都变得更落后了！为什么？因为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换来更多援助！很明显，这个安理会效应在独裁国家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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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格局中的三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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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手册》提出了五个通用的权力规则。不管你是独裁者还是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对如何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司一无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下规则，你的权力就可保无虞。

1.要让联盟越小越好。联盟人数越少，收买他们要花的钱就越少。 2.要让名义选民越多越好。名义选民多，一旦联盟中有人对你不满，你就可以轻易替换掉他。 3.控制收入。领导人必须知道钱在哪儿，而且必须能控制钱的流动。 4.好好回报联盟对你的支持。一定要给够，但是也不要过多。 5.绝对不要从联盟口袋里往外拿钱给人民。这意味着任何改革如果伤害到联盟的利益就很难进行。恺撒大帝曾经想这么做，结果遇刺身亡。历史上变法者常常以失败告终。

也就是说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通过税收、卖资源或者外国援助拿到钱，用一部分钱把联盟喂饱，剩下的大可自己享受——或者，如果是好的领导人的话，也可以拿来为人民谋点福利。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既然联盟必须拿到回报，而警察又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力量，为什么独裁国家的警察工资反而都比较低？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对领导人来说，纵容警察腐败是比直接给他们发钱更方便的回报办法。

联盟是领导人的真正支持者，但由于其掌握推翻领导人的手段，他们也是领导人的最大敌人。领导人对付联盟，除了收买，还有一个用外人替换的手段。路易十四继位初期，联盟里的贵族都不是自己人，他的做法就是扩大名义选民，给外人进入政治和军事核心圈子的机会，用新贵族替代旧贵族，甚至把旧贵族关进凡尔赛宫，使这帮人的富贵只能依靠他。对领导人来说，联盟成员的能力并不重要，甚至反而有害，忠诚才是最重要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屠戮功臣，就是要削弱联盟的能力，同时证明联盟成员是可替换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皇帝的统治之所以相对稳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扩大了名义选民，让功臣和贵族始终保持一定的不安全感。

联盟和名义选民的相对大小关系，是政治格局的关键。有没有投票选举，有没有自由媒体，有没有三权分立，有没有监督机制，都是细节而已。只有当联盟人数足够多，成功的民主政治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联盟人数少，哪怕在西方民主国家也会发生独裁式腐败。此书中有个好例子。美国加州贝尔市人口不足4万，经济很差，然而其市长却给自己定了个78万美元的高年薪，其市政委员会成员年薪也有10万美元——要知道洛杉矶市长年薪才20万美元，美国总统才40万美元，其他地方的市政委员会工资不过每年几千美元而已。贝尔市长能做到这些，恰恰是因为其成功设计了一场参加人数很少的投票，把贝尔市从普通城市变成“宪章城市”。这意味着很多事情可以关起门通过少数几个联盟成员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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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有人可能立即会说这是制度问题。但“制度”在这里与其说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比他做得更好。在The Predictioneer’s Game（《预测师的博弈论》）这本书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布鲁诺·德·梅斯奎塔指出，真正原因是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我认为这个答案跟“制度论”的区别在于必须让多少人满意，这个人数不是制度“规定”出来的，而是实力的体现。

布鲁诺·德·梅斯奎塔和合作者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很多政治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三个数字来描述。以国家为例，这个“三围”就是层层嵌套的三种人的人数——

名义选民：在名义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体公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对谁当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实际选民：那些真正对谁当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对美国来说这相当于选举这天出来投票的选民，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这样的君主国来说他们是皇室成员。胜利联盟：领导人维持自己权力必须依赖的人。对美国总统来说他们是在关键选区投出关键一票让你当选的人，对独裁者来说他们是你在军队和贵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

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民主，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举行选举，而在于胜利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的人数。其领导人工作的本质是为联盟服务，因为联盟对领导人有推翻权——如果你不能保证人们的利益，那么人们有能力随时换一个。如果联盟的人数比例很大，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联盟的人数比例很小，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它都是事实上的“独裁国家”。这个理论看似简单，其背后必须要有大量的数学模型、统计数据和案例支持，它们首先出现在政治学期刊上，然后被总结成一本学术著作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政治生存的逻辑》），并在2011年形成一本通俗著作《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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