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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表露（self-presentation，也译作“自我表现”）是指我们想要向外在的观众（别人）和内在的观众（自己）展现一种受赞许的形象。我们致力于管理自己营造的形象。我们通过推诿、辩解和道歉等方式来支撑我们的自尊并检验我们的自我形象(Schlenker&Weigold,1992)。正如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自尊，也要确保不能过分夸大和冒不赞成他人的风险(Anderson&others,2006)。社会交往是一种看上去很好又不为过的微妙的平衡。

脸谱网等社交网站提供了一个新的而且有时可以充分进行自我表露的场所。传播学教授约瑟夫·沃尔特(Joseph Walther)说：“就像打了兴奋剂的印象管理”(Rosenbloom,2008)。用户慎重抉择哪张图片、什么活动和兴趣能够为他们的个人档案增加亮点。一些人甚至会考虑到他们的朋友会怎样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拥有更具吸引力的朋友的人，也会感到自己颇有吸引力(Walther&others,2008)。考虑到对社交网络上的地位和吸引力的关注，那些高自恋的人在脸谱网上异常活跃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会找出更多的朋友和选择自己更具吸引力的照片(Buffardi&Campbel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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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通过设置障碍来阻挠自己获得成功。这种行为绝不是一种故意破坏自我的行为，而恰恰是为了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Arkin&others,1986;Baumeister&Scher,1988;Rhodewalt,1987)：“我并没有真的失败——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肯定能干好。”

为什么人们要用自我挫败行为来妨碍自己呢？回忆一下前面所讲：我们通过把失败归于外因以保护我们的自我形象。由于害怕失败，人们在求职面试前通宵狂饮，在大考来临前疯玩视频游戏而非学习。当自我形象和行为表现紧密相连时，“全力争取却失败了”要比“因耽搁而失败”（好借口）更让人泄气。如果我们在重重阻碍下失败了，我们仍可以维持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竟然成功了，那正好可以提升我们的自我形象。自我妨碍有利于我们把失败归于一些暂时的或外在因素（“我身体难受”；“我昨天晚上熬得太晚了”），而非自己的天赋或能力的匮乏，从而可以保护我们的自尊和公众形象。

药丸和智力测验。

研究者们也证实了自我妨碍的其他方式。由于害怕失败，人们会：

• 减少对重要的个人赛事的准备(Rhodewalt&others,1984)。
• 给对手提供一些有利条件(Shepperd&Arkin,1991)。
• 在任务刚开始时不好好干，这样就不至于对自己产生过高的期望(Baumgardner&Brownlee,1987)。
• 在那些关系到自我形象的困难任务中并不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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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调整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以适应我们的观众。我们在不同程度上监控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表现加以注意，不断调整它以创造一个我们所希望的形象。

这种印象管理的策略可以用来解释虚伪谦逊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人们贬低自己，恭维未来的对手，或是当众感谢他人而私下里却把荣誉归于自己。

有时人们甚至会以自我挫败行为来实现 自我妨碍(self-handicapping)，用以为失败提供借口，从而保护自尊。

自我表露（self-presentation）是指我们想要向外在的观众（别人）和内在的观众（自己）展现一种受赞许的形象。对于外在的观众来说，那些在 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倾向量表上得分很高的人会不断根据周围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然而那些得分较低的人往往不会做相应的社会调整，以至于使他们显得不够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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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力方面，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获得成功时，虚假独特性效应(false uniqueness effect)则更容易发生(Goethals&others,1991)。我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超乎寻常的，以完善自己的自我形象。

对于诸如政治等观点，荷兰大学生更喜欢成为大群体的一员（虚假普遍性）；而对于诸如音乐偏好等品位方面，他们却更喜欢成为小群体的一员（虚假独特性， Spears&others,2009）。毕竟，喜欢的人太多，乐队就显得不那么酷了。有的女大学生在喝酒时会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如事先指定一名司机或只喝一杯酒。她们往往会低估其他女性采取同样措施的概率(Benton&others,2008)。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失误是相对普遍的，而我们的优点却是非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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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点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普遍性效应 (false consensus effect)。

沙拉德·高尔、温特·梅森和邓肯·瓦茨(Goel,Mason&Watts,2010)研究发现，当自己的政治观点或对其他事件的见解与朋友一致时，脸谱网使用者对这一事实的猜测准确率高达90%；而当两者观点不一致时，他们的猜测准确率只有41%。也就是说，当朋友实际上并不赞同自己的观点时，被试却大多认为朋友和自己观点一致。

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或是在任务中失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失误是正常的，以让自己安心。当某个人对别人说谎之后，他便开始觉得其他人也是不诚实的 (Sagarin&others,1998)，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性兴趣，我们也许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欲望。我们猜测别人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与我们相同。“我是撒谎了，可大家不都这样吗？”如果我们逃税漏税、抽烟或提升自己的外表形象，我们很可能会高估同样做这些事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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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的现实主义——或者如朱莉·诺雷姆(Norem,2000)所称的防御性悲观主义 (defensive pessimism)——可以把我们从盲目乐观的危险中拯救出来。那些高估自己学习能力的大学新生，经常会体验到自尊心和幸福感受挫的痛苦 (Robins&Beer,2001)。防御性的悲观主义者会预见问题的发生并且促使自己进行有效的应对。

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说，“居安思危”。自我怀疑可以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而多数学生，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注定低分的学生，在考试来临时都显示出过分的乐观(Prohaska,1994;Sparrell&Shrauger,1984)。那些过分自信的学生倾向于不做充分的准备。和他们能力相当但更焦虑的同伴们，则因为担心在未来的考试中失败而加倍努力学习，最后通常会获得较高的成绩 (Goodhart,1986;Norem&Contor,1986;Showers&Ruben,1987)。以一种更直接、更现实的视角看待事物通常是很有帮助的。在一项研究中，学生们要预测他们的考试成绩。当这项考试是假设的时候，他们的预测超乎寻常的乐观；但是当考试真的来临时，他们对自己成绩的预测却出人意料的准确(Armor&Sackett,2006)。你可以在没有考试的时候夸夸其谈地赞美自己，但伴随接踵而来的考试，最好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吹牛的傻瓜。

悲观主义的思维和乐观主义的思维都具有力量。记住这句格言：学业上的成就既需要足够的乐观精神以支撑希望，同时也需要足够的悲观心态以激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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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很多实验证明，当得知自己成功后，人们乐于接受成功的荣誉。他们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却把失败归咎于诸如“运气不佳”、“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等这样的外部因素(Campbell&Sedikides,1999)。同样，在解释获胜时，运动员一般会将其归因于自己；对于失败则推脱给其他因素，诸如错误的暂停，不公平的判罚，对手过于强大或是黑哨 (Grove&others,1991;Lalonde,1992;Mullen&Riordan,1988)。

在那些既靠能力又凭运气的情境（游戏、考试、应聘）里，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成功者往往认为成功源于自己的能力，而把失败归因于坏运气。我在拼字游戏中赢了，那是因为我语感好。要是我输了，那是因为，“遇到个Q却没有U，这种题谁做得出来？”类似地，政治家们也倾向于把胜利归功于自己（勤奋工作、为选民服务、声誉和策略），把失败归因于不可控因素（本选区政党的组成、对手的声望、政治趋势）(Kingdon,1967)。当公司利润增加时，CEO们把赢利归功于自己的管理能力；而当利润开始下滑时则会想：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能指望什么呢？

自我服务归因(self-serving attributions)（把好的结果归因于自己，而把坏的结果归因于其他）现象是人们最强有力的偏见之一(Mezulis&others,2004)。进行自我服务归因能够激活与奖赏和愉悦相关的脑区，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解释 (Seidel&other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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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数人可能都遭受低自尊和自卑感的折磨”的假设相反，研究者们发现多数人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差。在实验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发现，人们总是在失败的时候怨天尤人，而在成功时安享荣誉( 自我服务归因(self-serving attributions))。

我们在一些主观性和盲目赞许性的特征和能力方面，往往认为自己比一般人要好。

过分相信自己，使我们显现出对未来的盲目乐观。

我们高估自己观点和弱点的普遍性（ 虚假普遍性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同时低估自己能力和品德的普遍性（ 虚假独特性效应(false uniqueness effect)）。

这些感知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我们“维持和增强自尊”的动机，这一动机有利于我们抵制抑郁，但却会引起错误评价和群体冲突。

自我服务偏差可以让我们尽情享受生活中发生的美好事情，这点是可取的。但是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自我服务偏差会产生适应不良的影响，导致我们责备他人，或者因应得的东西没有得到而有受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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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性悲观主义(defensive pessim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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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表明了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感和控制感的好处。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效率的人以及那些内控的人，会应对得更好，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自我效能和自尊)

当人们尝试去改变一种状态但毫无所获的时候往往会产生 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相比之下，自我决定是靠成功的控制和改善自我状态的经验来支撑的。

为人们提供较小的选择范围可能比为他们提供较大的选择范围更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 选择与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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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挽回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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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实验中，布什曼和鲍迈斯特(Bushman&Baumeister,1998)让大学生志愿者分别书写一段话，之后他们会得到一些讽刺性的评价（“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烂的文章”）。那些自恋分数高的人更有可能会用言语辱骂那些批评他们的人，而不会攻击表扬（“好文章！”）他们的人。受伤的自尊心引发了报复性行为。但是自尊又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仅仅是那些“不安全”的自恋者（那些自尊低的人）可能会辱骂他人。但事实证明，高自尊且高自恋的学生最具有攻击性。在教室的情境下依然如此——那些自尊和自恋都很高的人，为了报复批评过他们的同学，最有可能给予他很低的评价（Bushman&others,2009）。自恋者可以是迷人和令人愉快的。但正如一位智者所言：“假如你能越过它，上帝都会帮助你。” 自恋、自尊和攻击性

自恋和自尊交互影响攻击性。布什曼等人的实验发现(Bushman&others,2009)，对吹毛求疵的同学反击的秘诀既要求自恋也要求高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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