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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自动、有效和直觉思维方面拥有很强的能力。我们的认知效率尽管在通常情况下适应良好，但偶尔也会以出错为代价。由于一般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这些进入我们头脑中的错误，所以对我们形成和维持错误观念的途径进行鉴别这件事就显得非常实用了。

首先，我们经常高估自己的判断。这种 过度自信现象(overconfidence phenomenon)部分来源于我们更容易描绘自己正确而非错误的缘由。另外，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支持而非否定自己信念的信息。

• 对自身缺陷的忽视
• 验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
• 降低过度自信的三种技巧

其次，我们有时需要在十分有限而宝贵的时间内同时加工众多的信息，所以我们的认知系统是快速而简单的，它形成了专门化的心理捷径。 启发式判断(heuristics)

• 代表性启发式判断(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 易得性启发式判断(availability heuristic)
• 公理演绎与例证归纳
• 概率性忽视
•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

第三，我们经常在相关错觉和个人控制之间摇摆。在不存在相关的地方知觉到相关（ 错觉相关(illusory correlation)）和认为自己可以预测并控制随机事件（ 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是那么的诱人。

• 趋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ward the average)与控制错觉

最后，情绪会影响判断。好的和坏的情绪会激起个体对与之相关的经历的回忆。情绪会给我们对当前经历的解释着色。通过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情绪还会影响我们做判断时思考的深度和效率。( 记忆和判断跟随情绪色调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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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制加工和自动化加工 情绪反应通常是即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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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和霍姆斯(Holmberg&Holmes,1994)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在393对新婚夫妇中，绝大部分的人报告说感到非常幸福。当两年之后再次对他们进行调查时，那些婚姻已经变质的人回忆说他们的婚姻从开始就很糟糕。霍姆伯格和霍姆斯评价说，结果非常的“恐怖”，“这种偏见导致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你对伴侣的看法越糟糕，你记忆中的他或她也就越糟糕。这只会更加坚定你现在的消极态度。”

这并不是在说我们对过去的感觉毫无意识，只是当记忆模糊的时候，现在的感受主导了我们的回忆。让寡妇和鳏夫尝试回忆5年前配偶离世时自己的感受，结果发现他们现在的情感状态会影响到他们的记忆(Safer&others,2001)。病人回忆自己几天前的头疼时，他们现在的感觉决定着他们的回忆(Eich&others,1985)。每一代的父母都在为下一代的价值观哀叹，部分原因是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年轻时候的价值观与自己现在的价值观很接近。而当每一代年轻人回忆自己的父母时，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当前的感受将父母描述成令人愉快或令人悲伤的 (Bornstein&other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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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有20 000多人参加的实验中，洛夫特斯(Loftus,2003,2007)及其同事们探索了我们的大脑构建记忆的倾向。在这个经典的实验中，人们会目击一个事件，然后获得关于该事件的误导性信息（或者没有），之后参加一项记忆测验。研究中多次发现了误导信息效应(misinformation effect)，即人们将误导性的信息整合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把一个转弯的标志回忆成停车的标志，把锤子回忆成螺丝起子，把《时尚》杂志回忆成《小姐》杂志，把亨德森大夫回忆成“戴维森大夫”，把早餐时吃的麦片回忆成鸡蛋，把一个剃过胡子的男士回忆成一个有胡子的小伙子。洛夫特斯认为，被植入的误导性信息甚至可以制造出儿童时期遭到性虐待的错误记忆。

这一过程不但影响我们对社会事件的回忆，也影响我们对物理事件的回忆。杰克·克罗克斯顿和他的同事们(Croxton,1984)让学生花15分钟的时间跟另外一个人交谈。之后，那些被告知对方喜欢自己的学生将该人的行为回忆为放松、自在和开心。而被告知对方不喜欢自己的学生将该人的行为回忆为紧张、拘束和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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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方法能够纠正我们的信念固着吗？惟一的方法是：解释相反的观点。

查尔斯·洛德等人(Lord&others,1984)重复了先前介绍过的死刑实验，并新增加了两种实验条件。首先，他们要求被试“尽可能客观无偏见”地评价事件。结果表明，这条指导语是无效的。不管是那些死刑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指导语条件下的被试与那些无指导语的条件被试一样存在偏见。

实验要求第三组被试从相反的角度考虑问题——问自己：“假设我是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人，我是否会在这个研究中同那些与我观点不同的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呢？”当从相反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后，这些被试不再那么偏颇地固执己见了。克雷格·安德森(Anderson,1982;Anderson&Sechler,1986)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通过解释为什么与自己相左的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为什么谨慎的人比爱冒险的人更适合做消防员——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信念固着。事实上，并不只是对相反观点的解释，对各种可能结果的解释都会促使人们仔细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Hirt&Markma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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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罗斯、克雷格·安德森及其同事先给被试灌输了一条错误的信息，然后试图让这些被试来否定它。

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每一个实验都是先给被试灌输了一种信念：或者直接宣称某个结论是正确的，或者向人们出示一些轶事式的证据。然后，要求被试解释为什么该结论是正确的。最后，研究者会告诉被试真相，彻底否定最初的结论：实验开始时的信息是为实验目的而人为捏造的，而且在实验中给一半的被试提供相反的信息。然而，只有25%的人接受了新结论，大部分人仍然坚持对他们已经接受的结论的解释。这种现象被称为信念固着(belief perseverance)，它证明了信念可以独立存在，并且当支持它的证据被否定时仍会存活下来。

我们越是极力想证明我们的理论和解释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就对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闭。一旦我们确信一个被指控的人犯了罪、一个令人讨厌的陌生人的确会表现出那样的行为，或者我们钟爱的某一股票的市值一定会有所上升，那么，我们就会为维护我们的解释而回击各种挑战 (Davies,1997;Jelalian&Miller,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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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过程也会左右他人对我们的认知。当我们说某人的好话或者坏话时，人们会试图将那些特质和我们联系在一起 (Mae,Carlston,&Skowronski,1999;Carlston&Skowronski,2005)。这种现象被称为自发性特质转移。

如果我们到处说别人喜欢说闲话，人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将“喜欢说闲话”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如果称某个人为傻子或者怪人，那么过后人们可能就会认为你也一样。如果我们将一个人描述为敏感的、迷人的、富有同情心的，我们自己也会被认为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些都印证了一句古语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我是橡胶，你是胶水，无论你说我什么都会‘反弹’到你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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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制片人可以通过操纵背景来控制人们对面部情绪的知觉。他们称之为“库勒乔夫效应”，这是以一位俄罗斯导演库勒乔夫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导演能够巧妙地通过操纵观众的假设来引导他们做出推论。库勒乔夫制作了三个短片来说明这个现象。

在短片当中，人们会首先看到如下三个镜头中的一个：一个死亡的女人，一盆汤，一个玩耍的女孩子。之后给人们呈现一个相同的画面，即一个演员的中性表情面孔。结果人们认为第一个短片中的演员的表情是伤感的；第二个短片中则是在沉思；第三个短片中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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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忆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结的网络，而启动(priming)就是唤醒或者激活其中的某些特定联结。启动一个念头（即使个体对此并无意识）可以影响个体的另一个念头，甚至是行为。

在一个实验中，约翰·巴奇及其同事(Bargh,1996)请一些人补全含有诸如“老的”、“聪明的”、“退休的”等词语的句子。完成任务的片刻后，研究者发现，这些人走向电梯的速度明显慢于那些未被与老化相关的词语启动的人。另外，这些走路变慢的人对他们自身的步行速度并无意识，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看过启动老化的词语。

在大量的实验研究中，即使刺激信息是阈下呈现的——刺激呈现时间极短使得意识无法捕捉——也会诱发启动效应。眼不见未必完全心不知。一个轻微得无法察觉的电击会增加对随后电击强度的感知。一个飞闪而过的单词，“面包”，会启动人们对一个与之相关的词（如“黄油”）的觉察快于与之不相干的词（如“瓶子”或者“泡沫”）。

我们对许多社会信息的加工是自动的。它是无目的的，不为肉眼所见，而且发生在我们意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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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先入之见会强烈地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和记忆。在许多被称为 启动 (priming)的现象中，人们事前的判断会强烈影响他们知觉和解释信息的方式。

我们通过自己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来看待我们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我们的信念塑造了我们对其他任何事物的解释。

• 我们对他人的知觉( 库勒乔夫效应)
• 他人对我们的知觉( 自发性特质转移)

其他一些实验在给被试提供信息之后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植入判断或错误信念。这些实验揭示出，正如事前判断会扭曲我们的知觉和解释一样，事后判断也会扭曲我们的回忆。

信念固着(belief perseverance)这种现象是指，人们执着于自己先前所持有的信念以及这种认可这一信念的原因，甚至在这种信念的基础被否定时仍是如此。

如何 纠正我们的信念固着？

我们的记忆系统并不是一个可以储藏过去的事实的地方。我们的记忆，事实上是在我们进行回忆时重构的，它受到所持态度的严重影响，并通过当前情感进行检索。

• 误导信息效应(misinformation effect)
• 现在的感受主导了我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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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而言，有意识地自我表露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断地监控自己的行为，注意他人的反应，调整自己的社会行为以获得社会赞许。那些在自我监控 (self-monitoring)倾向量表上得分很高的人（这些人往往赞成“我倾向于成为人们希望的样子”）表现得像社会中的变色龙——他们不断根据周围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Snyder,1987;Gangestad&Synder,2000)。

为了让自己的行为和环境合拍，他们很可能会支持一些其实他们并不想赞成的观点(Zanna&Olson,1982)。由于总是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所以他们很少会依据自己的态度而行动。正如马克·利里(Leary,2004b)观察到的，人们了解的自我与表现出的自我是不同的。作为社会的变色龙，在自我监控上得分较高的人更少致力于其人际关系，而且更有可能不满意于他们的婚姻生活(Leone&Hawkin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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