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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忽略情境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为什么会低估环境对他人行为的影响而不会低估环境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呢？

1. 视角和情境意识

归因理论学家指出，当观察他人和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时，我们的观点会有所不同(Jones,1976;Jones&Nisbett,1971)。当我们作为行动者时，环境会支配我们的注意；而当我们观察别人的行为时，作为行为载体的人则会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而环境变得相对模糊。如果我自己狂怒，那是因为当时的情境让我太生气了。但当我看到别人暴怒时，会觉得他似乎脾气不大好。

1. 文化差异

文化同样会影响归因错误(Ickes,1980;Watson,1982)。一个持有西方式世界观的人，更可能认为是人本身而不是环境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在这种文化下，用内部原因解释人的行为更加受社会赞许(Jellison&Green,1981)。

在所有被研究过的文化中都存在基本归因错误(Krull&others,1999)。但是东亚文化下的人通常对环境的作用格外敏感。因此，当意识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时，他们很少设想他人的行为与其内在特质相关 (Choi&others,1999;Farwell&Weiner,2000;Masuda&Kitayam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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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等人(Ross&others,1977)的一个令人深思的实验深刻地揭示了人们会低估社会约束的影响。这个实验重现了罗斯从研究生成为一名教授的亲身经历。那些著名的教授用他们自己所精通的专业题目来考察他，这令罗斯的博士生入学面试成为一次令其倍感耻辱的经历。6个月后，罗斯自己做了考官，现在，他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提一些尖刻的问题。罗斯的那些倒霉的学生后来承认，他们几乎就和罗斯半年前的感觉一样——对自己的无知非常不满，而对考官的睿智印象深刻。

在这项实验中，罗斯与阿玛比尔以及斯坦梅茨一起进行了一项模拟测验游戏。他随机指定了一些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扮演考官，一些学生扮演考生，其他一些学生作为旁观者。研究者要求那些作为考官的被试编制一些能够证明自己知识面丰富的难题。我们所有人都能想象到那些从个人擅长的领域出发而提出的问题会是什么样子：“班布里奇岛在哪里？”“苏格兰女王玛丽是怎么死的？”“欧洲和非洲谁拥有更长的海岸线？”如果仅仅是这几个问题就使你觉得自己很无知，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实验的结果了。

所有人都知道考官是占优势的。但考生和旁观者（不是提问者）都会错误地认为那些考官确实比考生懂得更多。后续的研究表明，这些错误印象决不是较低社会智力的反映。甚至正相反，那就是聪明的人和有社交能力的人更容易犯归因错误 (Bauman&Skitka,2010;Block&Funder,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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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理论的研究者发现人们在归因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我们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会低估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高估个人的特质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尽管知道在一天的不同时间上课会对课堂讨论产生不同的影响，我还是禁不住下结论说晚上7:00上课的学生比上午8:30上课的学生更加外向。同样，我们会觉得人们摔倒是因为他们笨拙，而不会觉得是因为他们被绊了一下；我们会觉得人们微笑是因为他们高兴，而不会觉得是他们装作友好；我们会觉得人们在高速路上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是因为他们好斗，而不会觉得是因为他们赶去开会快要迟到了。

这种个体在归因时低估情境因素作用的倾向，被李·罗斯(Ross,1977)称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这已在许多实验中得以证实。

在有关这方面的第一个研究中，琼斯和哈里斯(Jones&Harris,1967)让杜克大学的学生阅读评论家有关支持或者反对某国领导人甲的演讲稿。当告诉学生该演讲的立场由评论家自己选择的时候，学生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评论家个人态度的反映。但如果告诉学生该演讲的立场是辩论教练指派的，那么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归因呢？人们只是假装支持某个立场时，会写出超出你预期的强有力的论据 (Allison&others,1993;Miller&others,1990)。因此，尽管学生们知道评论家是以被指派的支持或反对甲的立场进行演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认为评论家本人具有一定的支持或反对甲的倾向。人们似乎认为：“对，我知道他是被指派的，不过，我认为他真的相信那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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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理论先驱哈罗德·凯利(Kelley,1973)描述了我们在试图解释行为时，是怎样利用“一致性”、“区别性”和“共同反应”三种信息的。一致性：个体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类似行为的一致性如何？区别性：个体的这种行为是否具体对应于该特定情境？共同反应：其他人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类似行为的可能性如何？

当解释为什么埃德加用电脑的时候总是出问题时，大多数人参考的信息包括：一致性（埃德加经常都无法使其电脑正常工作吗？），区别性（埃德加是仅仅不能使用这台电脑还是其他的电脑也不能使用？），以及共同反应（其他人在用这个型号的电脑时也会出现问题吗？）。当我们了解到埃德加在使用所有电脑都会遇到麻烦时，那么我们往往会将原因归结于埃德加，而不是电脑本身的问题。

凯利的归因理论

三种因素——一致性、区别性和共同反应——会影响我们将某人的行为归结为内因还是外因。你要试着建立起自己的判断标准，就像：如果玛丽和其他许多人都批评史蒂夫（共同反应），而玛丽没有批评其他人（较高的区别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外部归因（一定是史蒂夫有些问题）。但如果只有玛丽一个人批评史蒂夫（较低的共同反应），同时她又批评许多其他人（较低的区别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内部归因（玛丽有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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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描述了我们怎样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不同的归因理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假设。

被公认为归因理论始创人的海德(Heider,1958)及其之后的研究者分析了人们用以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常识心理学”。他们认为，人们通常试图将个体的行为或者归结为内部原因（例如个人的性格），或者归结为外部原因（例如人们所处的情境）。举例来说，当老师发现一名学生成绩不好时，那么他可能想知道这是由于他本身缺乏动机和能力不足［性格归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还是由于身体情况和社会环境［情境性归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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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阿比(Abbey,1987,1991;Abbey&Ross,1998)及其同事多次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喜欢将女性的亲密行为归结于温柔的性挑逗。［男性的性兴趣更容易理解 (Place&others,2009)］。而这种将热情等同于性诱惑的错误理解——错误归因 (misattribution)的一个例子——常常被女性指控为性骚扰或者强奸 (Farris&others,2008;Kolivas&Gross,2007;Pryor&others,1997)。许多男性认为频繁的约会邀请会使女性非常开心，而事实上这种行为通常会被女人认为是骚扰(Rotudo&others,2001)。

当男性位高权重时，这种错误归因尤其容易发生。一个老板也许会曲解女下属的顺从或友善的行为，并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是从性的角度出发而做出这样的行为的(Bargh&Raymond,1995)。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想到性。男人也通常假定其他人，包括女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感觉（ 虚假普遍性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因此，男人很容易会将女人友善的微笑夸大为性需要 (Levesque&others,2006;Nelson&LeBoeuf,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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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包括我们怎样解释行为。错误的归因是指，将某一行为的发生归结于错误的方面，这种错误归因是性骚扰产生的重要原因，因为那些有权力的人（特别是男人）容易将他人善意的行为理解为性暗示( 将女人的温柔误解为性诱惑)。

• 凯利的归因理论

通常我们都会做出合乎情理的归因，然而，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却常犯 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也叫对应偏见）。我们会把他人的行为更多地归结为内在的特质和态度，而很少考虑环境的影响限制，即使它们是很显著的。如果一个气球的运动是由我们看不见的风的推动所造成的，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有内在动力的。但人不是无生命的物体，因此当一个人在活动时，我们通常轻视环境的作用而集中考虑内在的动力。

• 考官更聪明
• 犯归因错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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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瑟夫·福格斯(Forgas,1999,2008)被喜怒无常者的“记忆和判断跟随情绪色调而变化”现象所震惊。

为了解释这种“情绪浸入”，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想象你正在参加其中一个实验。通过催眠，福格斯及其同事(1984)引发你愉悦或抑郁的心情，然后让你看一盘你与别人谈话的录像带（前一天录制的）。

如果你正处于快乐的情绪中，你会对自己看到的感到十分满意，并且能从中证实自己的自信、兴趣和社交技能。如果你处于糟糕的情绪中，同一盘录像带好像揭示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你——总是那么拘谨、紧张和口齿不清。

考虑到你的情绪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判断，所以在实验结束前，研究者将把你唤回到欢乐的情绪下，你将为事情变得光明而感到安心。

令人惊奇的是，罗斯和弗莱彻(Ross&Fletcher,1985)指出，我们并不将这种认知的转变归因于情绪的改变，而宁可相信世界确实看起来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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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4)发现了另一条可能产生控制错觉的路径：我们没有认识到趋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ward the average)这一统计学现象。由于测验分数在一定程度上会随机上下波动，所以绝大部分上一次考试得分很高的人下一次的考试分数将稍有下降。因为他们第一次的分数达到了最高值，所以第二次的分数更可能下降（“回归”），趋向其自身的均值而不是继续将最高值推向更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每次作业都完成得很出色的学生，即使并非每次都是最好的，也很可能会在课程结束时在班级内名列第一。反过来讲，在第一次考试中得分最低的学生很有可能在以后的考试中提高成绩。如果那些得分最低的学生在第一次考试后去老师那里寻求帮助，当其成绩提高时，老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辅导是有效的，尽管实际上它并未起任何作用。

事实上，当事情处于最低谷时，我们会尝试任何行为，而无论我们尝试什么——去看心理治疗师，开始一个新的节食和锻炼计划，阅读一本自助书——都更可能带来改善而非进一步恶化。有时我们会认识到事情不会持续停留在某一个极好或极坏的点上。经验告诉我们，当所有事情都非常顺利时，一定会在什么方面出点问题。当生活给我们沉重打击时，我们通常可以预期事情会变得好起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认识到这种回归效应。我们经常困惑于为何棒球年度新人的第二个赛季总会相对平庸——是他过于自信了吗？感觉不自在了吗？我们都忘记了异乎寻常的表现总要回归到正常状态。

这个实验证实了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富有争议的结论：自然就是如此这般运作的，我们经常因为别人受到奖励而感到自己受惩罚，却因为惩罚别人而感到自己受奖励。在现实中，正如每一个学心理学的学生都知道的那样，对完成某事的积极强化通常更有效，而且负面效应也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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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随机事件知觉为有联系的倾向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认为各种随机事件受我们的影响。这会驱使赌徒不断下赌注，也令我们其余的人去干各种不可能之事。

对真实生活中赌博行为的观察验证了这一实验发现。掷骰子的人希望掷出小点时，出手相对轻柔，而希望掷出大点时，则出手相对较重(Henslin,1967)。赌博业正是依靠这一赌徒错觉而兴旺发达起来的。赌徒一旦赌赢了就归因于自己的技术或预见力。如果输了就是“差一点就成了”或者“倒霉”——也可能（对体育赌徒来说）是由于裁判的一个错判或足球的一次奇怪的反弹所致 (Gilovich&Dougla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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