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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只雌性动物和许多雄性动物交配的话，她会为后来者生下更多的孩子——如果他的精子能够成功完成使命的话。如果一只雄性动物可以刺激他的配偶更多地接纳自己的精子，或者能够以某种方式除掉竞争对手的精子，那么他会比那些不如自己聪明的家伙更多地散播自己的基因。因此，雌性动物杂交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雄性动物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他们试图在爱的每一个层面都要胜过对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生殖器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工具。

来看看蜻蛉（damselfly，也叫“豆娘”）吧。这种昆虫是蜻蜓的近亲，在闷热的夏日，我们常常会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在河边飞来飞去，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天真可爱。但是，雄性蜻蛉却长着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生殖器，其上有一个气囊——一个可以膨胀的球状物，在气囊的顶端有两个角，气囊的两侧则长着坚硬的长毛。雄性黑翅蜻蛉（拉丁文学名为Calopteryx maculata）利用这个装置将其他雄性留在雌性体内的精液冲洗出来，然后再把自己的精液留在里面。但雄性红尾蜻蛉（拉丁文学名为Calopteryx haemorrhoidalis asturica）则把生殖器作为说服雌性忘记以前爱人的工具：通过合适的方式刺激她，可以促使她射出前一个爱人的精液。

一种拉丁文学名叫作Olceclostera seraphica的蛾子有着乐器一般的生殖器：雄性蛾子顶着对方的身体摩擦她的私处，让雌性蛾子产生兴奋的震颤。与这些有着十八般武艺的雄性相比，雌性白蚁只和一只雄性白蚁交配，所以雄性白蚁的生殖器外观很是平常，而且各种白蚁之间的生殖器也没有太大差异。

当然，生殖器并不是雄性动物之间较量的唯一武器。以鬼蛛蟹（拉丁文学名为 Inachus phalangium）为例——这是一种受海葵的触角保护的生物——雄蟹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胶状物质，从而将前一只雄蟹排出的精液封存在雌蟹生殖道的一角，以免和自己的精子混在一起。除了天鹅、鸭子和鸵鸟，绝大多数的雄性鸟类都没有阴茎。雌雄鸟类之间的交配行为通过快速挤压双方的生殖器开口来完成。这种性行为方式的快感肯定要差很多。

尽管没有阴茎，但林岩鹨（dumiock，他们长得像在灰里打过滚的麻雀）还是有办法除掉竞争对手的精液。在交配之前，雄性会猛啄配偶的阴部，有时候，这种方式会有助于她排出其他雄性林岩鹨留在其体内的精液。

还有更古怪的例子：红喙牛鸟(red-billed buffalo weaver)。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喜欢以小群体群居的鸟类。雌红唆牛鸟极其滥交，显然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雄鸟进化出一种假阴茎——这是一种不能传输精液的棍状组织。在性交过程中，雄鸟会利用他的假阴茎摩擦雌鸟的阴部半个小时左右，直到他的生殖器开口射出精液，显然这么做给她带来了强烈的快感。能够提供最强烈性刺激的雄性才最有可能成功地说服雌性接纳自己的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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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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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电影的时候，常想剧中人物“出镜”以后做什么。我遍寻旧侣，向各地写过五百多封信，他们的故事不能尽说。袁枚诗：“胸中没有未了事，便是人间好光景。”我们无人修到这般境界，只有一位同学约略近似。他当年考取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为什么去考军校？”他说考军校是为了学杀人，学杀人是为了报父仇，他的父亲死于土改，此恨难消。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鼻翼掀动，呼吸有声。我找到他已是四十年后。当年他到成都入学，编入二十三期，他们还没毕业，共军已兵临城下。他们三个总队三千零四十一名学生，向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二野起义归顺。这个新政权教他如何适应？我很知道他的心路历程，不能明问，我转弯抹角，他也不能明答，他含糊其辞。他说有一年游历某地，参观某寺，寺门有对联一副，上联是“天下事没完没了以不了了之”。这句上联令我大惊大笑，这么好的上联必定有个非常好的下联，可惜他忘记了。我东找西找终于找到，全联是：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慧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上联醒豁，下联深奥，难怪上联易传，下联易忘。历史像擦黑板一样，也能擦去恩怨情仇，我的好朋友仅得上联已能解脱，下联也就姑置不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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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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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知道，立法定刑有所谓“法准”。班长打人并没有准则，早操跑步的时候，有人踩掉了前面列兵的鞋子。班长立刻把他揪出来，拿刺刀当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没有军人气概，要狠打。有人硬挺着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长激怒了。他一面用力打一面说：“你有种，你好汉，我一定要打到你哭。”后来挨打的人流下眼泪，班长打得更凶，一面说：“你哭，你哭，我一定打到你笑。”后来，唉，挨打的人一面挨打果然也一面笑出来，笑声凄厉，混合着哀伤、愤怒、绝望，完全不是人类的声音，我至今回想起来，毛骨悚然。

班长们常说，你的事到了我的手里，要多轻松有多轻松，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这叫“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多谢那些班长给我启了蒙、开了窍，五十年代的台湾，政府以“白色恐怖”安内，许多事不可以常情常理度量，我把千斤四两的心法传给好几位朋友，帮他们趋吉避凶。据说，殷海光教授听到这八个字，嗟叹久之，他把这八个字转换成学术用语，称为“不确定感”，并附以英文原名。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国民党用“不确定感”统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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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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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警察所叙述的事情听上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人怎么能看到自己的子弹击中别人的过程呢？受访者声称没有听见枪的响声，这怎么可能呢？然而，在对参与过枪击事件的警官的采访中，同样的细节却频频出现：视觉高度清晰、隧视野出现、声音减弱，以及时间降速的感觉。这是人类身体应对极度压力的方式，个中奥妙并不难理解。当威胁生命的情况出现时，我们的大脑会急剧缩减我们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及范围。为了增强对眼前咫尺之遥的危机的感知，声音、记忆，以及笼统的社会认知都成为牺牲品。确切地说，感知范围的缩小帮助了克林格书中描述的警察们出色地完成任务，也让他们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威胁上。

但是，当这种应对压力的反应走向极端时，又会发生什么状况呢？美军前陆军中校兼《杀人艺术》（On Killing）一书的作者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认为，当我们的心率在每分钟115~145次之间波动时，我们会达到所谓“冲动”（arousal）的最佳状态，这时的压力是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表现的。格罗斯曼说，他曾为冠军神枪手罗恩·埃弗里（Ron Avery）测量过心率，当罗恩进行实地射击时，他的心率在上述范围之内波动。篮球巨星拉里·伯德曾经说过，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球场会变得寂静无声，球员们的动作也好像是在放慢镜头似的。不难看出，他在打篮球时也像罗恩·埃弗里在射击时一样，达到了最佳“冲动”状态。然而，能像拉里·伯德一样洞观球场的球员屈指可数，这是因为能在最佳“冲动”状态下打球的球员是寥寥无几的。大多数人在压力的侵袭下往往过于冲动，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我们的身体阻挡的信息来源过多，我们也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和思考了。

格罗斯曼说：“心率一旦超过每分钟145次，情况就不妙了。人们进行复杂运动的技能出现混乱，很难用两只手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心率达到每分钟175次时，人们的感知处理能力完全崩溃……前脑停止运转，中脑——也就是人脑中与狗的大脑相同的部分（所有哺乳动物都有这部分大脑）——会越权代替前脑的工作。你有没有试过和一个恼羞成怒或惊恐万分的人进行交谈？你的努力是完全无济于事的……这和同你的狗争辩无异。”在此状态下，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狭窄，行为极具攻击性。成为枪击对象的人在事发当时出现排便反应的事例屡见不鲜，这是因为心率在为应对紧急危机而超过每分钟175次时，身体会将上述生理控制视为非必要的活动。同时，血液从我们身体的外部肌肉层流回到内部肌肉群，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血液内流的目的在于尽量使外层肌肉变得坚硬，使其成为身体铠甲，并抑制受伤时的血液流失。但这也会使我们行动笨拙、不够灵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格罗斯曼建议人人都应该练习拨打911这一动作，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听说，许多人在紧急情况下拿起电话，却无法执行这个最为基本的动作。由于心率狂飙以及动作协调性骤降，有的人把911拨成了411，因为他们只能记起这个号码；有的人则忘了摁下手机上的拨出键；有的人甚至完全无法辨别电话上的数字。“你必须得事先演练，”格罗斯曼如是说，“要不然事到临头你就会乱了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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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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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给彼得的头部戴上了一部装置，上面配有一种由两架小型摄像机构成的简易但功能强大的视线追踪仪器。一架摄像机负责记录彼得视网膜中央凹进处的活动，另一架则用来记录彼得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然后，研究人员把两架摄像机的图像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在每一帧画面上，科林都能够画出一条线来表示彼得当时注视的位置。事后，他让没有患自闭症的实验对象也观看了影片，然后将他们的眼部运动和彼得的做了比较。

我们拿电影中的一个场景来举例吧，其中，尼克（乔治·席格饰）正在礼貌地与人交谈，他指着男主人乔治（理查德·伯顿饰）的书房墙壁问：“这幅画是谁的作品呀？”很明显，你我在观看这个场景时，双眼会跟随尼克手指的方向看去，目光落在那幅画上，接着转回到乔治的双眼上，观察他会做何反应，然后再回到尼克的脸上，看看他对乔治的回答有什么回应。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完成。在科林的视觉扫描图上，表示正常人注视点的线条构成了一个边缘平滑的直角三角形，先由尼克到墙上的图画，再转回到乔治，最后回到尼克脸上。可是彼得的观察方式却有些与众不同，他的目光首先停留在尼克的脖颈处，而没有跟随尼克胳膊所指的方向。原因并不难理解：我们在解读用手点指这一动作时，由于需要读懂动作发出者的心思，必须立即转换到他的角度进行思考。但显然，自闭症患者们不具备心智解读的能力。科林告诉我：“幼儿在12个月大之前就能对点指这一动作做出反应了。而冰雪聪明的彼得已经42岁了，却不具备这一能力。这些手势和动作的意义都是幼儿自然而然就能学会的，但他却是一头雾水。”

那么彼得是怎么做的呢？他听到了“画”和“墙壁”这两个词，于是就在墙壁上寻找那幅画。但是周围的墙上挂着3幅画，究竟是哪一幅呢？科林的视觉扫描图显示，彼得的目光在3幅画之间拼命地移动着。与此同时，电影的对白已经继续往下进行了。对于彼得来讲，只有当尼克的口头表达非常清晰明确时——也就是说，尼克得说出“左边这幅画着人和狗的图画是谁的作品呀”这样的话，彼得才能够看懂这场戏。只有在一个完全按字面意义表达含义的环境中，自闭症患者才不致困惑迷茫。

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在乔治和尼克对话时，正常人会盯着两人的眼睛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别人的谈话过程中，我们需要一边倾听他们的对话，一边观察他们的眼睛，以便捕捉艾克曼事无巨细地记录下的细微表情变化。但在观看那场戏时，彼得并没有看任何人的眼睛。在电影另外一个重要的场景中，乔治和玛莎（伊丽莎白·泰勒饰）情意绵绵地拥抱在一起，而彼得却没有像一般人一样去看这对拥吻情侣的眼睛，而是将目光放在了两人身后墙壁的电灯开关上。这并不是因为彼得反感人类或是讨厌亲昵行为，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心智解读的能力，不能用他人的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的话，那么即便去观察他人的面孔或双眼，也难以获取任何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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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认知最为常见和重要的形式，可能非我们对他人进行的判断和形成的印象莫属了。只要是在醒着且身边有人的情况下，我们总是会不断对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产生种种预见和推断。

当有人说“我爱你”时，我们会盯着对方的眼睛来判断此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初遇某人时，我们会对细微的信号留心注意。这样一来，即使此人对我们谈话的方式是正常或友善的，我们或许也会在事后嘟囔：“我觉得他不怎么喜欢我”，或是“我觉得她不是很开心”。我们喜欢对面部表情难以捉摸的细微差别进行分解和剖析。比如说，如果你看到我咧着嘴大笑且眼睛闪闪发亮，你会认为我觉得什么东西很逗。但如果你看到我边点头边绷紧嘴角露出夸张的笑容的话，你会认为我被奚落了，正在用讽刺的方法回应。如果我在与某人眼神交汇后朝对方微微一笑，然后向下看并移开目光，你会猜想我正在调情。如果我在说完话后迅速地一笑，然后点点头或歪歪头，那么你可能会推断，我刚才说了些有点刺耳的话，想要缓和一下气氛。你并不需要在听到我说的全部内容后才下结论，你只需瞬间决断，一切便如探囊取物了。如果你向一个坐在地上玩耍的小女孩儿靠近，然后做出一些让她有点费解的行为——比如用手捧住她的手，那么她会立即抬头看着你的眼睛。为什么呢？因为她需要为你的行为找一个解释，而小女孩儿知道，她能从你的脸上找到答案。这种推断他人意图的行为，是薄片分析法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为了读懂他人的心思而捕捉细微且短暂的提示信号，如此本能而自然、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轻松上手的直觉行为，恐怕仅此一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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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的市场营销学大师路易斯·切斯金（Louis Cheskin）。切斯金生于20世纪的乌克兰，幼时移居美国。他坚信，人们在超市或商场中考虑是否要购买某件商品时，会在无意间将自己对商品包装的感知或印象转移到商品本身。也就是说，切斯金认为，我们的潜意识是无法区别对待商品与包装的，商品等于包装和商品本身的结合体。

切斯金曾用人造黄油做过相关的实验。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人造黄油并没有太受消费者的青睐，少有人吃，也少有人购买。但切斯金很好奇：人们为什么对人造黄油没有兴趣呢？是他们不喜欢这种食品呢？还是他们对人造黄油有什么负面的联想呢？他决意解开谜题。在那个年代，人造黄油的颜色是白的，切斯金将其染成了黄色，好让它看上去更接近黄油。接着，他组织了几场午宴，邀请主妇们参加。由于切斯金想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实验，因此他并没有把午宴起名为人造黄油测试午宴，只是单纯地向主妇们发出了午宴邀请。切斯金创建的咨询公司现任的一位领导人戴维斯·马斯腾（Davis Masten）说：“我敢打赌，所有的主妇都是戴着白色的小手套来赴宴的。切斯金先请了几位演讲者上台发言，然后便开始上菜。主妇们的桌上有的放着小块的黄油，有的则放着黄颜色的人造黄油。鉴于实验的保密性，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区别告诉主妇们。饭后，每个人都要按照要求对演讲者和食物打分，结果表明，人们认为所谓的‘黄油’与真正的黄油味道都相当好。曾有市场调查结果表明，人造黄油没有销售市场，但切斯金却说：‘让我们从侧面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事到如今，如何增加人造黄油销量的问题已经清楚得多了。切斯金让他的客户将产品命名为“帝国牌人造黄油”，在包装上印上威严的皇冠。他从午宴实验中发现，产品的颜色尤为重要，因此他告诉客户，人造黄油必须要改成黄颜色的。接着，他指导客户用锡纸包裹人造黄油，因为当时锡纸常被视为高品质的象征。如果在味道盲测中有两块别无二致的面包，一块面包上涂着白色的人造黄油，另一块则涂着锡纸包装的黄色帝国牌人造黄油，那么毋庸赘言，第二种面包一定会受到参与者的一致青睐。马斯腾说：“你绝不能开口问消费者：‘你是否想要锡纸包装？’因为你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地都是‘我不知道’或‘我要锡纸干什么’。你只要问消费者哪种黄油的口味更佳，通过旁敲侧击，你就能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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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分析百事大挑战的调查结果并非易事，原因之一在于，这种口感调查来源于业界称为“小口测试”（sip test）或“会场测试”（CLT）的行销调查模式。品尝者并不喝完整罐饮料，而是从每种品牌的饮料中啜一小口，然后选出自己的所爱。

假设我现在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测试一种软饮料：我给你一箱饮料，让你带回家品尝，然后在几周后将你的想法告诉我，你觉得这种方式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百事可乐新品研发部供职多年的卡罗尔·多拉德（Carol Dollard）说：“会场测试的结果往往与家用测试（home-use test）的结果相悖，这种现象我见过多次了。比如说，在一次会场测试中，消费者可能会连着品尝三到四种饮料，每种饮料只喝一两小口。抿一小口饮料与独自坐着品完一整杯饮料的感觉是有很大差别的。有时，一小口饮料尝起来不错，但喝下一整瓶却不然。因此，家用测试才能给你最准确的调查结果。消费者并不用身处公司布置的会场中，而是在家里、在电视机前坐着，在这种环境中，他们的反应才与产品真正上市时的反应最为接近。”

多拉德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在调查饮品甜度时，“小口测试”的调查结果会出现种种误差：“在小口测试中，消费者通常会偏爱口味更甜的产品；但如果他们喝的是一整瓶或一整箱饮料的话，同样的甜度就会让人感到过分甜腻了。”百事可乐比可口可乐稍甜，所以前者在小口测试中具有明显优势；百事可乐以其刺激的柑橘味著称，可口可乐的口味则更加偏于香草和葡萄干的味道。但如果消费者喝下一整罐百事可乐，那么其柑橘味就不太明显了，这是另一个让可口可乐在小口测试中相形见绌的原因。简单来说，百事可乐就是为小口测试而生产的。这是不是说百事大挑战包含有欺诈因素呢？并非如此。这只是说明，我们在喝可口可乐时有两种反应，我们对抿一小口和喝一整罐的反应是不同的。想要了解消费者对可乐的看法，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自己所偏重的是他们的哪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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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古德曼曾参与了一批数学家的研究项目，这些数学家十分热衷于研究统计规律，用以分辨诸如次原子粒子的物质。古德曼本人对物理并不很感兴趣，但他偶然发现，这些数学家使用的一些原理可能会帮助他确认患者是否患有心脏病。因此，他向计算机中输入了数百个病例，想看看究竟通过什么因素可以预测出心脏病的发生，并由此得出了一个计算方程式。他相信，这个方程式能大量减少确诊时的不确定因素。

他总结说，医生在诊断时应将心电图结果与3个因素相结合，并将这3个要素称为紧急风险要素：第一，病人感到的疼痛是否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第二，病人肺内是否有积水？第三，病人的血压收缩压是否低于100毫米汞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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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一位名叫斯图尔特·奥斯坎普（Stuart Oskamp）的研究员组织了一项著名的实验。他召集了几名心理学家，让他们分别研究一位29岁的退伍军人约瑟夫·基德（Joseph Kidd）的个案。在实验的初始阶段，斯图尔特只向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基德的基本信息；接着，他又发给每人一份单倍行距、长一页半的文件，上面记录了基德的童年经历；在第三阶段中，他发给每人两页有关基德高中和大学生活的文件；最后，他又给了每人一份有关基德军旅和退役后生活的详细报告。每一阶段结束后，心理学家们都要按照要求完成一份有关基德的测验，回答25个多项选择题。奥斯坎普发现，他所提供的有关基德的信息越详尽，心理学家们对自己在测验中答题准确率的自信心也越发暴涨。但是，他们的回答是否真的越来越准确了呢？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每一个阶段结束后，心理学家们都会得到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他们通常会回过头来更改测验中的8~10个选项，但其总体的正确率却几乎稳定在30%上下。

奥斯坎普总结道：“随着心理学家们掌握信息的增多，他们对自己所做判断的自信也在飙升，与其实际判断的准确率完全脱节。”急诊室中的医生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搜集及考虑的信息太多，大大超出了实际的需要，其原因就在于：大量的信息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病人的生死大事摆在眼前，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自信才能应对压力。然而讽刺的是，正是这股对自信的强烈渴望，到头来却降低了他们的判断准确率。他们在头脑中编写出杂乱繁冗的等式，再将这些多余的信息硬塞进去，到头来却落得个更加糊里糊涂的境地。

赖利和他的团队在库克郡所做的，就是为急诊室医护人员的自发行为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框架。 古德曼等式实际上就是一项保护医护人员的准则，使其免受过多信息的重压，就像 “一致”法则在舞台上为即兴演员提供的保护一样。有了这个等式的帮助，医生们得以腾出手来，处理其他亟待考虑的问题，比如：如果病人没有患心脏病，那么他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是该多花些时间在这个病人身上呢，还是应该集中注意力照顾另一位病症更为严重的病人呢？该如何与病人交流、体恤病人呢？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病人康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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