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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马尔罗在《寂静之声》中指出摄影容易摧毁我们对大小的感知。当我们可以拍摄任何事物，并印制出任何尺寸的照片时，我们就失去了对每件事物独特性的感觉。

现代艺术家的许多问题，就如马尔罗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来自复制技术的进步。换句话说，罪魁祸首是图像革命。当我们能如此轻易地用机械准确复制自然的色彩时，大自然对艺术家所提出的长久挑战就不复存在了。“现代”艺术家挑衅地坚称，只有现在（在他们终于摆脱了表现的需要时）他们的作品才真正变得有趣、有表现力。但他们这一辩护被一个简单的事实削弱了。他们如今在非具象艺术领域有了既得利益（就像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们在具象领域占有既得利益一样）。曾经，艺术家是唯一能够描画人像和风景的人。现在，艺术家是唯一能够制造“非具象艺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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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的新闻预先烹调过，封装储存，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其版式识别度很高（一般来说是油印的），并且印上了日期，比方说2月1日，但它还同时指出“于2月15日向公共媒体通报”。其内容是用过去时态写的，但描述的一般是新闻发布会当日尚未发生的事。利用并解读新闻发布成了新闻人的重要职责之一。国家记者俱乐部位于华盛顿的会场中有个大架子，每天都放满了最新的新闻发布，记者甚至不用前往发布会现场。1947年，准备新闻发布材料的政府新闻官数量甚至两倍于收集它们的新闻人。

大众已经非常习惯这些安排，以至于公职人员只要没按照事先发布的文稿讲话，就能“搞出个新闻”。1961年4月28日晚肯尼迪总统在芝加哥演讲，次晨的早报（前夜就印刷完毕，以在第二天一早送往各家）只刊发了新闻人员提早拿到的稿子。总统抛开稿子讲话后，芝加哥《太阳时报》最新一期报纸头条写道：“肯尼迪脱稿演讲……”底下的文章强调总统脱离了定稿，并以几乎相同的篇幅刊登了他的实际讲话和根本没讲的稿子。显然，这里最大的新闻就是总统不按提前准备好的剧本来。

我们开始怀疑事件到底怎样才算“初次发生”。记录“已发生”的事件和已说过的话的正统新闻，看起来越来越像提早发布的。越来越多的新闻事件变成戏剧表演，“新闻中的人”按照脚本演得或好或坏。事先准备好以供“未来发布”的故事，同日历上那天实际发生的事件，真实性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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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矫饰年代最深层，也最不被人注意的特点中，有一个我称之为镜像效应。我们做出的许多努力，只为扩张这个世界，为了让生活更有趣、更多样化、更激动人心、更多姿多彩、更“如神话般美妙”、更有希望，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努力都只有反效果。由于我们的期待过度而夸张，我们的力量不断增长，我们把难以捉摸的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套入这些形象中。如此，我们用以标注世界边缘的，是一圈由镜子围成的墙。我们孜孜不倦、费尽心思地扩充自己的体验，却在不知不觉间把它变得狭窄了。在疯狂追求意料之外的事物时，我们却只找到了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意外惊喜。我们遇见的是折返回来的自身。利奥·罗斯腾说，好莱坞的三角恋包含一位男演员、他的妻子和他自己。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和自己纠缠在一起。无论在哪里，我们看见的都是自己在镜中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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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伪事件相比，广告并不更加虚假，也不更加真实。

最为人所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更好的啤酒”这句广告，它没有明确所指的比较对象。只要不是世上最糟糕的，所有啤酒都能这样说。

克劳德·C.霍普金斯是美国广告业的先驱之一，接下喜立滋啤酒的广告委托时，他为做准备工作而尽己所能地了解了酿酒过程中的所有知识。在考察喜立滋啤酒厂时，霍普金斯发现酒瓶在灌注前会先用新鲜蒸汽净化，这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策划了一整套广告计划，其核心是喜立滋啤酒十分纯净，因为酒瓶都经过蒸汽消毒。喜立滋品牌很快从全国销售排名第五跃升到接近第一。他所说的当然绝对正确。消费者对啤酒制作工艺了解不多，不知道每个有些档次的牌子都是这样灌装的。喜立滋使用新鲜蒸汽，它的竞争者也一样，但前者比后者更深入人心。霍普金斯打造了他所要的伪事件，搞了个新闻。这一事实对于任何一个本身有些名气的啤酒品牌而言也是“真”的，但这苍白的真相却在伪事件举国皆知的崇高地位面前黯然失色。竞争者不敢吹嘘同样的特点，担心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模仿喜立滋。喜立滋于是继续作为用消毒啤酒瓶灌装的“唯一”品牌大卖。这广告所说的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然而，在被当作伪事件吹嘘后，它只能算是准真相。凭借这一点，它盖过了单纯的事实本身。

好彩香烟之所以销量大好，只因为抢先用了“烘焙而成”这一口号。烟草当然烘烤过！每一个美国牌子的香烟都一样。很快，好彩香烟的销量达到每年近六十亿支。

包装食品、药品与化妆品不断扩张的市场中充斥着这种准信息。牙膏“经过氨化”，生发油含有“羊毛脂”——有个牌子甚至含有“胆固醇，羊毛脂的核心成分”。当然，这些产品确实含有其宣传的成分。广告商实在太诚实了，甚至愿意给产品添加某种化学成分以实现完全诚实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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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广告声明呈现出几种与众不同的魅力。这些魅力既是我们过度期待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是形象制造过程中的产品及副产品。它们最初出现在广告上，但现在已遍及所有体验。如今，自然模仿艺术，黄石公园的间歇泉给我们奉上观光节目，同样，我们的体验如今越来越向广告靠拢。伪事件，或看上去像伪事件的东西，鲜少落得下风。

1. 非真非假的魅力。

大部分广告陈述存在于这个新的模糊地带。因为现代体验最近才发展出的暧昧特征，无法用认识论的老套语法对广告加以剖析。全新制造工艺的复杂性、可被设计成生动形象的新模糊性、形象与本体间新生的不确定关系（这张是真实的照片吗？）——这一切都把“这是真的吗”这个简单问题变得像马车一样落后于时代。在这里，一度单纯的“原型”概念同样模糊了，可望不可即，近似于无意义。 更好的啤酒。

1. 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魅力。

图像革命赋予了广告业者——还有造新闻的人、造星的人、旅游中介、电影导演、 DIY摄影师，以及我们所有人，通过数千种全新的方式——前所未有的力量，能够让事情成“真”。

1. 使人云里雾里的魅力。

在节奏极快、对进步有强烈自觉的美国，消费者期望被进步弄得头晕目眩。如果他完全理解广告术语，他会大失所望。我们期待甚至希望能被最新的产品介绍弄得一头雾水，这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安心，因为确实又有了新进步：而且其速度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1. 做作的诱惑。

我们还享受被人献殷勤的感觉。就像小女生爱看情郎竭尽心力地讨好她，我们也爱看广告人为我们上蹿下跳地耍杂技。不完全因为我们喜欢杂技，甚至不在于他们的杂技耍得有多好，而因为我们得意于竟有人会愿意为了我们花费如此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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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这家博物馆，巴纳姆发明了著名的“砖男”——这个完美但有些粗糙的例子显示出“伪事件”和广告之间的关系。

巴纳姆雇用了一个矮胖而健壮的男人，每天付他一块五，给他五块砖头。他让这个男人把四块砖头分别放在美国博物馆周围的四个指定位置上。男人要把第五块砖拿在手里，并且快速地在这四块砖之间来回奔跑，不断用手里的砖块和地上放的那块交换；他就这样不断地绕圈子。然而，每小时的最后十五分钟，砖男就会走进美国博物馆，花十五分钟肃穆地看完每个展厅，然后再继续工作。每一次，都会有十来个、甚至更多人跟着他走进展厅，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门票钱加起来付这男人的工资还有剩。警察之后（知道内情后）批评了这个做法，说围观群众堵塞了交通，要求巴纳姆把砖男叫回去。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巴纳姆回忆道，“引起了相当的讨论和乐趣；它给我打了广告；而且它还实实在在地实现了我的目的，让博物馆附近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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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变得“老土”(corny)了。“老土”这个词现在常常用来指代直截了当的理想宣言，在1935年前后开始被人使用。这个词衍自“苞谷味”(corn-fed)，特指美国南部乡村音乐或过时的音乐。起初，它指的是1925年之前的风格，但后来用来描述任何陈腐、平庸或故作伤感的表达［50年代逐渐被“古板”(square)一词替代］，常常被用来描述图像革命前那个时代最为人熟悉的那种天真朴实的追求。强大的新思潮让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不仅仅是某种理想，就连理想这个概念本身，也变得老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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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努力地制造表面上的差异，因此催生了广告的繁荣。竞品之间越来越毫无差异，相异之处越来越不明显。现代广告之所以首先在啤酒、肥皂和香烟市场兴旺发达，这是其中一种解释。

这些不同品牌的商品之间无法简单根据外形或功能区分开来。于是，要分清每一个品牌的商品，就必须把它们分别与某个独特形象联系起来，更准确地说，“被纳入”某个形象中。像阿尔伯特·D.拉斯克这样的广告大师就精于此道。

与此同时，品牌数也与日俱增。品牌基金会（成立于1943年）会员在1959年已几近上千——这些企业专注于制造或推广全国范围的广告产品。基金会主持了“普及活动”，宣传商标及品牌广告的益处和功效。各种品牌成了家喻户晓的词语。他们是美国的财富、美国的民主与美国的科技进步在图像革命时代留下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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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们在图像革命前后思维方式的差别。理想和形象相反，不是人造的。当我们思考理想时，我们想的是一种成型的东西。它由传统、历史或上帝创造。它是完美的，但没有经过简化。它不暧昧（或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暧昧）。它所启示的信息并不消极。理想是我们积极追寻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去适应的东西。可信度与理想毫无关系。宽容、公正、平等、仁慈，从来没有任何人或社会能够达到这些词的境界，但这丝毫无损于它们作为理想的地位。理想之所以被人需要，正因为它们在形式上的完满让人难以相信。

形象是为我们所有的东西。它必须满足我们的要求。形象是手段。如果企业形象或某人的形象没有用，那就舍弃掉，另一个形象可能更合适。形象量身定做，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而理想对我们有所影响，它并不为我们服务；我们服务于它。如果我们无法追求理想，我们会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理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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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处于想象和知觉之间、期望与现实之间。它也在另一种意义上是暧昧的，因为它绝不冒犯任何人。它必须要符合不可预料的未来目标，以及口味上不可预料的变化。可能有很多变化来得太快，来不及改变形象以包容它们。形象必须能够兼顾不同人的期望。

对这个特点呈现得十分清晰的，莫过于费城服装制造商平卡斯兄弟麦斯威尔最近的项目。他们给自家新男装打广告，用的不是清晰照片，而是街上的模糊人影。“广告方纽约兹罗威公司，”《印刷墨水》（1961年1月20日刊）解释道，“策划了一个广告，抛弃了个人形象的时尚模特。他们依靠故意模糊化的人像照片，试图通过模糊但十分有魅力的身影，让顾客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早在1961年，大众汽车就推出了一系列题为“实验性X-93型大众汽车”的广告，并附上模糊的汽车整页照。照片上的轮廓特意模糊化，让所有顾客都能从中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样子。

广告和绘画一样，非具象手法可能将越来越流行，为观看者留下充足的余地，满足他那无法预测但常常过度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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