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 #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往往需要不断地调和自身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矛盾，需要维持与旧有场域的联系，又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故而容易产生一种“习性分裂”的体验(a habitus divided against itself)。

自我认同的撕裂和对自信心的打击使得他们不再清楚自己是谁，更不用说树立目标，去定义自己想成为谁。更重要的是，寒门学子在名校中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情感层面的效能感和自信心，折损率更高的是他们对场域游戏规则的了解和行动策略方面的准备。由于失去了一种对场域的熟悉和自身的“位置感”，又欠缺大学场域默认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境地。与擅长使用策略的中产阶级学生相比，出身于工农家庭的被访者在安排大学生活和毕业出路时普遍缺乏策略性和计划性，决策时所凭借的信息有时也并不准确，全凭直觉和外部机遇随时调整，导致他们容易在懵懵懂懂之间错失机遇。

例如，鹏程在大一时不知从哪听说保研名额只有10%，就放弃了保研，结果到大三才发现名额不少；余涛和一帆也在大一时受到了“60分万岁”的误导，导致成绩排名靠后，因而被分流到弱势专业或错失保研机会。在一片茫然中，“直觉依赖者”们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难怪他们在组织安排大学生活方面，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性和确定感。

From #

金榜题名之后

Links #

Content #

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这些父母自身有上过大学的经历，有的甚至在大学工作，他们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决策中趋利避害。比如，经纬的父母就曾建议，本科阶段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科系，有利于硕士阶段进入细分领域深造——基础学科既可以为艰深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也能轻松跨到好就业的经管类专业；再比如，敏浩的父母就指出，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不能两全的时候，先选好学校，然后可以通过转专业和辅修的方式化解专业劣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阶层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去参与孩子的决策。他们绝大多数从未踏进大学的校门，对大学里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再无法就子女高中以后的重大决策给出具体的咨询意见了，更不用说指导他们管理大学生活和确立生涯目标。实际上，他们的子女能够超越他们成为全家第一个大学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期望。至于上大学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如果说优势阶层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是一种策略，那么从未上过大学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则是一种无奈。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优势阶层的父母基于对这一场域的洞悉，为孩子织就了一张“安全网”，帮助孩子认清形势、定位自身、树立目标，顺利通关；而弱势学生则没有这张“安全网”，只得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场域里无助地摸索前进，父母能提供的建议越来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对或错的直觉和过去的习惯。

From #

金榜题名之后

Links #

Content #

目标掌控者与直觉依赖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组织行动的技术层面，更体现在道德层面。换句话说，二者秉持着基于不同逻辑的道德判断，由此构成了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

目标掌控者认为，认为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目标，并且相信在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使用策略去达成目标无可厚非，无目标地组织生活和学习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直觉依赖者却往往将围绕生涯目标组织大学生活视为“功利心强”“动机不纯粹”，并且对使用讨巧的策略去达成目标有种道德上的拒斥感。

譬如，分别来自甘肃和贵州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成忠和余涛在入校不久后都发现，身边不少同学为拉高绩点去选一些给分容易的课。对此，成忠感到惊奇，却也很不以为然：“他们这也不是厉害，就是套路更深罢了。他们可能确实会拿到更好看的成绩。但是按照这种方式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就失去了按兴趣来培养的初衷嘛，太功利了。”余涛还发现，身边聪明的同学会频繁和任课老师接触以取得老师在给分上的关照，他虽然羡慕别人的好分数，却对这种走捷径的“套路”嗤之以鼻：“他们会想方设法和老师和任课老师套近乎，经常问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就为了让老师记住他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不齿。”这种道德感似乎与余涛对农村人的认同相连——他想保持住自己“本质”的东西：“就是自己最纯真的那一面。像我们很多人就说，当提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很淳朴啊那个人，农村没有套路，是什么就是什么，大家都很朴实。所以我不会为了某个目的不择手段什么的。”

From #

金榜题名之后

Links #

Content #

将pdf文件拆开，转换成图片，再将右上角用颜色来填充，最后重新拼接成单个 pdf文件。

#!/bin/bash
inputfile=$1
rm -f pngs/*
rm -f output/*
pdfseparate $inputfile output/%d.pdf
cd output
rename  's/^(\d)\.pdf/0$1.pdf/' *.pdf
for file in *.pdf; do convert $file ${file%.pdf}.png; done
cd ..
for file in output/*.png; do convert $file -colorspace RGB -fill white -draw "rectangle 1615,132,1920,0" pngs/${file#*/}; done
cd pngs
for file in *.png; do convert $file ${file%.png}.pdf; done
cd ..
pdfunite pngs/*.pdf ${inputfile##*/}

Links #

Content #

大学生活像极了一个被精心布局的异彩纷呈的迷宫，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宫地图，事先已经做好路线规划的参赛者，而“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大学生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地图，对其中隐含的规则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提前规划路线，因而更可能在里面绕弯子。对“直觉依赖模式”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

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发生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换。但因为两类学生在道德感上的抵牾总使得双方的拒斥多于融合，而大学也并未为低阶层学生有意提供那些重要的文化技能，因而总体来说寒门学子完全突破文化障碍的机会仍然比较小。

目标掌控者特征 #

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

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比如，若要出国读研就努力提升成绩和学术经历，弱化与此无关的投入；而若要找工作就有意积累目标行业的实习经历，将成绩保持在一定水平即可。目标意识使得他们在选取行动策略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哪里多投入，在哪里省点力，他们应付自如。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前提是洞悉精英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和自身所处的位置，即对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转逻辑有所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暗藏阶级壁垒的文化性知识(cultural knowledge)。

直觉依赖者特征 #

直觉依赖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陌生的大学场域中难以自我定位，从而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

直觉依赖模式主要是由于阶级原有习性不匹配新的精英大学场域而引起的，即布迪厄所谓的“习性滞后”(habitus hysteresis)。“习性滞后恐怕是机遇和在抓住机遇所需的倾向之间存在差距的根据之一；该差距致使机遇被错过”——在《实践感》一书中，布迪厄一针见血地阐明了直觉依赖者总是抓不住机遇的原因。直觉依赖者并非没有树立目标的能力，只是因为升学流动带来了场域的剧烈转换，从而引发其内在自我及文化常识的震动，陷入一种不清楚自己是谁、将要成为谁的模糊的位置感。

此外，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没上过大学，所以他们对适应精英大学缺乏必要的文化性知识，譬如学生社团是如何组建的，团委和学生会在大学里扮演着什么角色，教授青睐什么样的学生等等。自我认同和必要知识的缺乏使得目标感无从建立。因而，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常常缺乏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策略上的技巧性，难以为日后的出路选择积累优势。例如，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课外活动、实习实践是“耽误”学习，但又没想过或不清楚成绩搞好是为了什么。缺乏包含多样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使得他们往往奉行单一的行动风格——勤恳而单纯，对任何事情都一样认真。也正是这种老实持重的风格使他们难以意识到尽早树立目标的重要性，也更难树立起一个对自身有意义的目标。

习惯性优秀的学霸。 文化语码的不适配。 目标掌控者与直觉依赖者在道德层面的区别。 两类模式的学业投入与社会性投入特征

From #

金榜题名之后

Links #

Content #

禹海是那种“习惯性优秀”的学霸。高考成绩位于全省前20位的他，从考上北方大学，到选择专业，到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再到考虑出路，甚至再到他目前的研究方向，他感觉自己每一步“没有想清楚理由是什么”。大一刚入学的时候，辅导员让每个同学写下自己在大学里的目标。他反复思量后，谨慎地写下了“成绩排名居于30%—40%”。说起目标就反射性地想到成绩，这在他从小到大熟悉的思路里并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他后来才惊觉，其他同学的目标好像远不仅限于成绩，可是自己在这方面总是“赶不上趟”——“就是忽然发现这件事情别人已经做完了，才会认识到这件事情应该去做。比如当你知道你的同学要出国了，其实你已经只是知道一个结果，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准备了很久，这个时候你知道了就会非常惊讶这种事情。”

从他讲这些时连贯的逻辑和用语上，我能感觉到他在接受访谈之前就早已有了这种体会，也曾反思过究竟为何会如此：“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的限制，导致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被别人晚个一两年这种感觉，但其实晚一两年就差别很大。现在想起来，对于大学的规划，我可能刚入学的时候完全没有规划的，还是眼界问题吧。”他把自己习惯性地只考虑学习的倾向归因于自己“眼界”不够，以至于他无法形成明确的生涯目标并且对此浑然不觉。大学快念完了，禹海才意识到似乎不能单单把成绩当作目标。

From #

金榜题名之后

Links #

Content #

社会出身弱势主要指以下四个维度上的劣势：

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属于低收入群体或较低阶层（例如父母职业为工人、体力劳动者或无业）;
2. 自农村的学生;
3. 来自西部偏远地区的学生;
4. 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双方均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

根据“累积不平等理论”(cumulative inequality theory)，逆境或弱势背景常在多个维度交叠存在，如农村学生往往也是第一代大学生。如马太效应一般，交叠的方面越多则处境越困难，如西部地区的农村学生则可能比东部地区的农村学生面临更大的挑战。若一个学生同时陷入弱势的维度越多，则认为他的背景弱势程度越高。若一个学生存在上述三种及以上的劣势，则在本研究中被统计作“明显劣势”；存在两种劣势，则视作“部分劣势”；存在一种劣势，则视作“轻微劣势”；若完全不存在上述四种劣势中的任何一种，则视作“明显优势”。

From #

金榜题名之后

Links #

Content #

在社会学家眼中，大学这个竞技场绝不是“公平公正”的，而是向某些社会群体明显倾斜着。教育社会学里分层取向的研究倾向于采用一条十分偏向社会结构强力的视角，即社会结构总会再生产现有的秩序——即便是上了大学，家庭背景或社会出身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文化也是一种可用于再生产阶级地位的强有力的资本。布迪厄的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理论为社会学领域的大学经历研究做出了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该理论认为继承自家庭的文化资本（如语言能力、审美偏好、文化意识、知识等）可以解释学生在学校的成功。不同阶层持有的文化资本是不均衡的，而教育系统则不仅不如它看上去那般中立，更是实施与优势阶层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文化专断，从而以隐蔽的方式合法化了再生产的秩序。布迪厄曾对此进行过确切的论述：“学校教育系统秘而不宣地要求每个学生拥有学校并不曾给予的东西，这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感知力和对主导文化的熟稔，而这种东西只有统治阶级在家庭教育中传授主导文化时才能获得”。身处大学这一属于优势阶层的文化专断环境，弱势学生仍然难以摆脱社会出身对他们的影响——“因花费昂贵而无法进入某些职业的认识，在学业出路的信息方面的不平等，把某些职业、学业上的选择和某一阶层联系起来的文化模式”，将使得他们会因为难以适应学校中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规则和价值观而感到“很不自在”(out of place)，从而在诸多方面逊色于优势阶层的子女。即便他们努力改变自己融入大学的文化环境，圈子的断裂和人际冲突也容易使他们陷入痛苦。

From #

金榜题名之后

Links #

Content #

汀托(Vincent Tinto)提出的学习/社交融入理论(acade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见在学生发展研究中享有奠基性的地位。基于人类学关于人生阶段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的理论，汀托假设即将步入大学的学生必须先与其之前的社会关系（比如家人和高中的朋友）相分离(separate)，进入一个“开始尝试融入新群体互动”的转折性阶段，并习得(incorporate)新群体或大学内部的规范性价值观与行为模式。

这一融入大学的过程体现在两个互相促进的独立方面——学习和社会交往，学业融入是指学生顺利地与学校学术方面的正式规范（比如修课与学分制度、学术规范要求等）达成一致；社会性融入则指学生发现大学社交环境与自己的偏好或期待相协调的程度。如果学生未能顺利通过这一分离-习得的过程，就难以融入大学环境，从而可能对学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融入程度高的学生则会增进对学校的投入感和归属感，有更好的表现。

虽然学者们对于如何贴切地操作化Tinto的理论模型至今仍有许多争论和质疑，但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 学生必须主动投入，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主动与老师和其他同学交往， 才更可能取得成功。 根据George Kuh提出的学生投入(student engagement)理论，学生的专注或投入 (engagement)——往学校里的“教育性实践”活动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越可能产出积极的教育结果。这一理论与Alexander Astin的学生涉入理论 (student involvement)异曲同工，实质上都认为学校是一个对学生发挥关键影响力的环境，而学生参与其中的程度越深，越可能获得正向的影响，许多实证依据已经验证了这一主张。研究者还注意到，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对学校的投入和融入程度都是偏低的，在师生互动和同学互动上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相应地在教育结果上也偏低。国内的实证研究者也有同样发现。

From #

金榜题名之后

Links #

Content #

魏昂德与同事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发现，政治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是中国职业流动机制中的两条分立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先决条件，而党员身份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

而郑辉和李路路研究发现，中国的精英群体在代际之间并非保持着二元路径的分立传递，他们的子女在两类路径之间实现着自由交换。简言之，政治忠诚和高等教育是分别对应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两条精英职业路径的两块敲门砖，这两类精英的下一代不一定会传承上一代的精英职业路径。因而，对于手持国内顶尖学府毕业文凭的学生而言，无论家境如何，他们既拥有非国有经济部门需求的人力资本，又是党组织发展潜在成员的关键对象，因而有机会进入任何一条职业路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From #

金榜题名之后

Li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