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谁的汉室 #
◆ 复兴一个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几乎不可能，复兴一个刘备本人所代表的汉室又不能公开言说，于是，《隆中对》里便只好笼统地说“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毋宁说，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搁置了究竟是要复兴一个由谁代表的汉室的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葛亮表达出来的这套规划里，最高政治目标是模糊的。
孙刘联合抗曹 #
◆ 荆州的水军经营有素，即使是在刘表、黄祖之时，江东犹且不易得志于荆州。建安十三年春，孙权攻江夏，便经过了激烈的鏖战。何以曹操下荆州后反倒是江东进兵的绝佳时机呢？其原因即在于，荆州新附，曹操恩信未著，荆州民心未定，原荆州之军尚怀狐疑。关于荆州军的这种状态，胡三省注曰：“新附之人，心怀狐疑，未能出死命而为之力战也。”[插图]但是，反过来看，若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恩信已著，民心已定，曹军也渐渐适应了南方的环境，那么，以曹操之军加上荆州之军，则不易击破；纵然战事或有利钝，也不会产生崩溃性的效果。所以，在周瑜的眼里，建安十三年冬倒成了稍纵即逝的一举破曹的绝佳兵机。周瑜以破曹、擒曹为目标的攻势型军事战略，与他成就江东新的帝业这样进取性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其雄心勃勃的战略驱动力来自其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荆州的开拓意味着江东帝业的开拓。
◆ 江东集团最终形成结盟抗曹的统一认识，周瑜和鲁肃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鲁肃主动提议出使荆州，联络刘备，并在江东尚未直接卷入的情况下，力促孙刘联盟。他为孙刘结盟抗曹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和直接的契机。周瑜则在江东诸将群僚顾虑政治名分和慑于曹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为抗曹之举提供了一套恰当的政治定位，并打消大家对曹操军事力量的顾虑。日后，孙权与陆逊论周瑜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还特地提到周瑜的“言议英发”[插图]。周瑜展现“言议英发”风采的时刻，显然是指类似建安七年、建安十三年江东面临重大选择的关头，周瑜均能以高瞻远瞩的立论，决疑定计，整合内部不同意见。没有周瑜，江东内部整合的完成会困难得多。可以说，如果缺少周瑜这样的将才——他有明确而远大的政治目标，有足够的军事眼光制定一个与其政治目标相一致的军事战略，并有足够的军事才能亲自执行这套战略——江东与曹操的军事冲突可能不会发生在荆州境内，因而也就可能不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冬，而更有可能是在曹操进攻江东时采取抵抗，那么纵然江东在一次军事冲突中挫败曹操，曹操也不至于一战失利即退出荆州大部，那场战事对历史的影响也不会那么深远。江东可能是曹操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啃掉它只是个时间问题，刘备却没有机会西入巴蜀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
◆ 对于建安十三年冬天的那场战事来说，联盟的存在，无疑有助于周瑜攻势战略的顺利实施。有了刘备在荆州东境控制从樊口到夏口一线的长江据点，江东的势力才得以顺利地深入到荆州境内。只是，当周瑜兵过夏口，还毅然挺进时，其雄心和战略便都已超出联盟的交集了。
第十五章 诸葛亮北伐（政治） #
◆ 概言之，在当时蜀汉，北伐讨贼、复兴汉室乃是最大的政治。它是高扬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旗帜，也是统摄蜀汉内政的主题，还是整合内部力量的大局。唯其如此，当诸葛亮以先帝遗命而要求后主修身进德、克己节俭、任人纳谏时，后主不敢不从；当董允节制后主采充后宫嫔妃人数，后主不敢违拗，抑制黄皓那样“便辟侫慧”的宦人，黄皓不敢为非。唯其如此，当吕乂那样的郡守募兵增补北伐前线时，“无逃窜者”。唯其如此，诸葛亮废黜李严那样的辅政重臣，却未如霍光废黜上官桀那样引起政局的震荡。也唯其如此，蜀汉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才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北伐的进取力量，使蜀汉在危急存亡之秋的困局中站稳脚跟。这是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主题与蜀汉内政的关系。
北伐是信念之战 #
◆ 在中国古代，继绝兴微被赋予一种德的光芒，正在于它是在风雨如晦的逆势境遇里，毅然扶持孤弱的正义与良善所焕发出的崇高感。继绝兴微，复兴汉室，诸葛亮将其当成自己生死以之的使命，也将其变成蜀汉上下贤愚“佥忘其身”的使命，因此，蜀汉虽据巴蜀一隅之地，但在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内政表现出少有的清明，蜀汉处于最弱的一方却最具进取性。蜀汉政治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上扬感，而无割据偏安的萎缩感。这是诸葛亮北伐所焕发出的理想性的一面。正是由于这一理想性，他复兴汉室的事业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却赢得了后世的同情和敬重，赢得了后世的景仰。诸葛亮北伐，是为汉室的信念而战，为继绝兴微的使命而战。这一信念，融贯在这篇感撼千古的表文里，融贯在百折不回的北伐行动中。
– 来自微信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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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在巴蜀》 饶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