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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让我们设想一下 #
我们绝大多数人想不到“谋划一场种族灭绝战争”和“毫无负罪感地说谎，比如向老板讲同事的坏话”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但两者间的心理对应关系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会让人不寒而栗。这种对应关系简单而又深刻，那就是两者都缺乏一种自我惩罚的内在机制。感性地讲，当我们做了一个让自己觉得很不道德、不符合伦理规范、不考虑别人感受或者自私的决定时，这个内在机制就会惩罚我们。如果我们把厨房里仅剩的一块蛋糕吃掉了，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多少都会产生一些内疚，更不用说故意或预谋伤害他人时的内心感受了。毫无良知的人自成一类，不管他们是杀人成性的暴君还是社交场上专会破坏他人谈话的讨厌鬼。
良知发展史 #
◆ 13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基纳提出，synderesis（即圣哲罗姆提出的，绝对正确的、由上帝赐予的关于是非的知识）和conscientia（即易犯错的人类理性，它艰难地决定着人类的行为）之间存在隐晦的区别，从而似乎解决了神学上关于良知的困境。为了让人类选择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上帝为理性提供了完全的信息，但理性本身相当薄弱。在这个体系中，人类之所以会做出不可靠的决策，并非出于良知的缺乏，而是因为人类在决策和行动过程中容易出错。相较之下，阿基纳认为，“synderesis不会出错；它提供了固定不变的原理，就像主宰物理世界的一成不变的定律。”
◆ 我们认真看看神学的基本要点，根据早期神父的说法：1．道德规范是绝对的；2．每个人天生就知道这个绝对真理；3．不良行为是错误的思考导致的，而不是因为缺乏synderesis或良知，既然人人均有良知，那么只要人类的理性臻于完善，不良行为就不会产生。而事实上，这三条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近代以来所持有的关于良知的信仰。它们对我们采取何种方式看待自己与他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个信条尤其让人难以摒弃。
一场游戏 #
◆ 尽管残暴的杀人狂出现时的确令人毛骨悚然，但他们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良知缺失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游戏”才是主因。游戏的奖励从统治世界到一顿免费的午餐不等，但他们玩的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游戏：控制别人、让别人心惊胆战、“赢”。
反社会人格者知道自己具有反社会人格吗 #
◆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反社会人格者相信的，那就是相信自己的生存方式优于我们。反社会人格者总会谈论别人的天真和在他们看来荒谬的良心不安，或者谈论自己的好奇心，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愿意操纵别人，哪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或者，他们会建立一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人们都像他们一样寡廉鲜耻，只不过有些人会假装自己有一种叫作“良知”的虚构之物。从后面这个论点来看，反社会人格者会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坦率诚实的人。他们在这个弄虚作假的社会里“真实地”做人。
◆ 反社会人格者的目标是人类，而不是地球或物质世界里的任何东西。反社会人格者希望和别人一起玩游戏。他们对于挑战无生命的东西并没多大兴趣。即便是摧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也是因为那里面住着人，他们想要这场灾难被人们看到和听到。这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察意味着，反社会人格者与其他人存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身份认同，跟人类这个物种本身还有某种联系。然而，这种能够让他们产生嫉妒心理的天生的薄弱联系，相对于大多数人对彼此以及对同胞生出的复杂而又丰富强烈的情感而言，便会显得过于肤浅和贫乏。
第3章 当良知沉睡时 #
◆ 我们其实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乔，或是看待我们自己，但这种看法很有趣、很真实：良知带给我们的崇高感，也就是给我们带来情感联系和意义的东西，有时会受到某种与是非对错或我们的道德感毫不相关的因素的显著影响，比如感冒、失眠、车祸或牙痛之类的事情。正常状态下的良知永远都不会消失，但当身体虚弱的时候，良知会沉睡、会走神。
第5章 良知为什么是半盲的 #
◆ 为什么受到良知约束的人会如此盲目？为什么他们在捍卫自我、理想以及所关心的人不受那一小撮无良者伤害的时候还会犹豫不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我们遭遇到反社会人格者时产生的情感以及思考过程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会陷入恐惧，我们的现实感陷入一塌糊涂的混乱之中。我们以为这些事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或有所夸大，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为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负责。
反社会人格者的招数 #
◆ 反社会人格者的招数第一招就是魅力，魅力是一种不可低估的社交能力。
◆ 魅力是反社会人格者的主要特征，尽管这种关联看似有点违反直觉。反社会人格者身上有种很强的魅力，这是一种难于言表的领袖魅力，已经有无数受害者和尝试对反社会人格病状进行分类的研究人员察觉并谈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突出特征。
◆ 危险对我们有种温和的吸引力，而这也增添了反社会人格者的动物性魅力。传统观点认为危险的人有魅力，而当我们痴迷于反社会人格者的魅力时，这个陈词滥调的道理便不言而喻。反社会人格者在很多方面都很危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危险情境和机会的偏爱，以及说服别人和自己一起冒险的能力。
◆ “我们今晚刷你的信用卡飞往巴黎吧”“让我们用你的积蓄做一桩听起来很蠢的生意吧，但凭借我们两个人的头脑一定会火爆兴旺的”“我们去海滩观赏飓风吧”“我们现在就结婚吧”“别去搭理你那些无聊的朋友，我们一起跑掉吧”“我们在电梯里做爱吧”“把你的钱投在我刚刚得到的内幕消息上吧”“我们一起嘲笑那些规定吧”“我们就穿T恤衫和牛仔裤走进那家高档餐厅吧”“我们看看你的车到底能跑多快”“让我们活出一些自我吧”。以上这些例子体现了反社会人格者的“自发性”、冒险以及“魅力”这三大风格，尽管这些露骨的诱骗读起来会让人咯咯直笑，但整体方法却能让他们屡屡成功。一些不受良知束缚的人很容易就能让我们感到自己的人生乏味无聊、循规蹈矩、黯淡平庸，所以我们应该加入他的行列，因为他的人生代表了一种更有意义、更令人愉悦的生存模式。
煤气灯下 #
◆ 1944年，乔治·库克执导了一部名为《煤气灯下》（Gaslight）的心理惊悚片，英格丽·褒曼在该片中饰演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婚妻子，她遭人设计，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她怀疑自己的心智慢慢丧失，而这种恐惧实际是由查尔斯·博耶饰演的邪恶但迷人的新婚丈夫有条不紊地设计好的。肮脏的伎俩还有，博耶会让褒曼在自己外出之时听到阁楼传来的声响，还会把煤气灯弄得忽明忽暗，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所恐怖的房子里，她的姑妈多年前就是在这栋房子里被神秘谋杀的。当然，没有人相信褒曼所说的阁楼上有声响或是煤气灯有问题以及许多别的怪事，她开始慢慢怀疑自己的现实感。英文典故“被置于煤气灯下”（to be gaslighted）即来源于此。博耶并没有暴力人格，他从来都没有殴打过褒曼，但他的行径更为邪恶，他让褒曼对自己的认知丧失了信心。
◆ 反社会人格者，即没有“建立在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义务感”的人，其典型特征是会把自己的一生耗费在人际游戏上，耗费在“赢”上，耗费在为了控制而控制上。而我们其他有良知的人，从抽象意义上也许能够理解这种动机促成的诡计，但在现实生活中亲眼见到却通常无法“看清”这些事情的全貌，因为这些事情的轮廓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陌生了。
◆ 芭芭拉·格雷厄姆的遗言：“好人总是那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对的”，有种“煤气灯下”的效果，因为真相恰好相反。实际上，好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几乎从来都无法完全确定自己是对的。好人会经常质问自己、反思自己，而且会把自己的决定和行动置于“根植于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义务感”的严格监督之下。良知会一直怀疑自我，很少会承认有绝对确定的事情，即便承认，我们也会觉得“确定性”是靠不住的，就好像“确定性”会哄骗我们对某人做出非正义的惩罚，或者做出其他一些没有良知的事情。就算“确定性”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说它是百分之百的确定，而是说“超越了合理的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插图]。最终，芭芭拉·格雷厄姆对我们的认识要比我们对她的认识更为透彻，她的临终遗言触动了那些受到良知约束之人的心理，因为人们担心自己所做的决定建立在“太过确定”之上。
如何不让良知被蒙蔽 #
◆ 人类过去为生存所迫，会教导子女不要破坏来之不易的成果，不要对事情产生太多的质疑，不要违反命令。生活艰辛而且处处充满危险，而挑战权威的孩童太容易死去。因此，一直到最近几个世纪，道德义愤对于我们教育出的孩子来说还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而且质疑权威还会让他们觉得生命将受到威胁。我们以这种方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任由反社会人格者宰割。但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来说，生存已经不再是问题，我们就可以停手了，可以允许孩子发出质疑的声音了。等他们长大以后，就能够很有底气地对同样已经长大成人的恶棍说：“你的行为太可恶了，住手！”
第6章 如何辨识残酷无情的人 #
◆ “我如何才能辨别出哪些人不可信”
第7章 无罪感的病因：反社会人格是如何炼成的 #
◆ 洛克、多琳以及斯基普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洛克好逸恶劳，喜欢混日子，并设法赖上某个有责任感的“朋友”或家人来为他打理一切；多琳嫉妒心重，长期不满现状，她会花很多心思打压别人，以便让自己显得比别人厉害；而斯基普渴望统治世界，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一种浮夸的娱乐自己的形式。但这三个动机迥异的人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满足个人野心，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且没有一丝负罪感。他们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但他们的获取方式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他们做起事来毫无廉耻。斯基普违反法律，毁掉别人的前途和生活，反倒觉得无所谓；多琳用谎言编织了自己的人生，她为了让同事难堪，不惜去折磨无助的病人，而且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该对此负责；为了找人照顾自己，为了不用付租金的房子和游泳池，洛克便会迎娶一位他并不爱的、渴望拥有家庭的正直女人，然后他会偷走儿子童年的快乐来维持自身儿童般的依赖性，他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犹豫，更谈不上会为负罪感所困。
◆ 是什么东西在无形中不可思议地对人类进行了这样深度的划分？为什么有些人没有良知？反社会人格是如何炼成的？就像人类诸多的其他特征一样（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主要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先天造成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这个特征是生来如此，还是环境所致？对于绝大多数复杂的心理特征而言，答案很可能是“均有”。换句话说，人类在胚胎期就已经开始呈现出某种特征的倾向，但环境会对这个特征如何表达进行规范。我们所认为正面或负面的特质都是如此。例如，智力水平貌似取决于遗传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精心设计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父母的关怀、早期的激励、营养甚至是出生顺序。反社会人格这个毫无疑问更为负面的特征，其成因也脱离不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范式。研究表明，先天和后天因素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都有影响。
◆ 反复开展的遗传率研究得到了同样的统计结果，这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反响，即一个人是否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最多可能有50%的影响来自先天。这项研究结果的挑衅之处在于，它表明在人们呱呱落地之前，甚至是在受孕那一刻，像多琳、洛克和斯基普这样的人就已经有了爱撒谎、莽撞、不忠和缺乏悔意的倾向。如果我们所说的遗传率指的是运动能力、内向性格，甚至双相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的话，它还不至于让我们感到如此震惊。但讲到反社会倾向的遗传率时，问题就会显得特别严峻，尽管这些研究采用的是同一种统计方法。
◆ 我们必须指出重要的一点，这种极为复杂的性格特征不太可能由单一的基因决定，而一定是寡基因性的，意思是说由许多基因共同作用所导致。
◆ 反社会人格者的大脑皮层对情感刺激的处理异于常人。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异常是如何发生的，但很有可能是遗传性的神经发育差异导致的，而抚养方式、文化因素可能会稍微减轻或严重恶化这种异常。反社会人格者与普通人之间依旧神秘莫测的心理差异至少与这种神经发育差异脱不了干系，这相当可怕。光是缺乏良知就已经足够悲剧了，而反社会人格者还不仅是如此。反社会人格者没有能力处理包括爱与关怀在内的情感经历，除非这类经历像冰冷的智力问题一样能够计算。
抚养方式 #
◆ 我们对反社会人格者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缺陷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有关反社会人格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大脑皮层处理情感信息的能力有明显失常。我们可以从遗传率的研究中推断，以神经生物学为基础的反社会人格者的核心人格特质最多有50%来自遗传，而剩下50%的来源就不是很清楚了。童年受虐和依附障碍都无法构成影响反社会人格（心理学家把没有爱的能力、喜欢操纵别人、毫无负罪感定义为反社会人格）形成的环境因素。遗传以外的因素肯定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有影响，但到底是如何影响的，我们依旧不得而知。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神经便出现了这种状况，那么哪些环境因素会决定这个孩子表现出彻底的反社会人格症状？我们目前对此还一无所知。
文化影响 #
◆ 在美国，操控他人而丝毫不觉得罪恶的行为已经“混同”于社会期望，其程度远远高于中国或其他讲求集体主义的社会。
◆ 从理智上理解自己对其他人的责任和从良知这种强有力的情感上着手，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但这或许足以让某些人表现出“利社会”的行为，这些人要是生活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而非强调人人相互关联的社会，他们就只会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尽管他们缺乏一种能够提醒自己人与人存在密切关联的内在机制，但强调人人都有关联的大文化会不断向他们强化这一点。这跟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正好相反，西方文化会掷地有声地告诉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毫无负罪感地行事能力是一个人的根本优势。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家庭无法挽救天生的反社会人格者，因为在这个大的社会里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暗示，暗示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是正确的。
良知约束对那些毫无罪恶感的人有什么作用
第9章 良知的起源 #
◆ 有关情感依附的基因是“自私的”，这些基因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们自身的繁衍，而且它们不会考虑个体的福祉甚至个体生存。诚如英国诗人巴特勒的名言：“鸡是蛋用来制造另一颗蛋的手段。”
海因茨困境 #
◆ “海因茨困境”
◆ 海因茨的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说有一种药能够救她，这种药是海因茨所在的那个镇上的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出来的一种含镭的化合物。制造这种药的原料很昂贵，药剂师会向客户收取10倍于成本的价钱。药剂师买镭花了200美元，然后以每一小剂2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客户。海因茨跑去向所有他能想到的人借钱，最后也只借到了1000美元左右。海因茨跟药剂师解释，要是没有这种药，他妻子就得等死，他祈求药剂师能够便宜点卖给他，或是让他过一阵子再把药钱补齐。但药剂师的回复是：“那可不行，我发明这种药，是要靠它赚钱的。”海因茨变得很绝望。为救妻子一命，他闯进了药房偷走了药。海因茨应该那么做吗？
◆ 科尔伯格感兴趣的主要不在于孩子们对“海因茨应该那么做吗？”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是他们回答背后的推理过程，他把这个过程做了记录。科尔伯格基于诸多访谈提出，儿童的道德发展依循一个普适过程，从利己行为到有原则操守的行为，这个过程可以用道德发展的三个层次加以描述。这三个发展层次需要愈发复杂和抽象的思维模式，随着儿童认知能力逐渐成熟，前一个层级就会被后面的层级取代。
◆ 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7～10岁的儿童处在“道德成规前期”的推理阶段，他们会顺从成年人的权威并遵守规范，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对赏罚具有预期。科尔伯格认为幼童在“道德成规前期”的推理本质上是“前道德的”。对于海因茨困境最为典型的“前道德”反应是：“不应该，海因茨不应该那么做，因为他会受到惩罚。”
◆ 大概从10岁开始，儿童就进入了道德推理的“道德成规期”，他们的行为受到别人意见的引导，有服从规范的意愿。在这个层级，服从权威本身成为一种价值，与即刻赏罚或更高的原则无关。科尔伯格认为，儿童在13岁之前都是用“道德成规期”的推理来回答大多数道德问题。对海因茨偷窃行为的“道德成规期”的推理是这样的：“不应该，他不应该偷药。偷东西是违法行为。大家都清楚这一点。”
◆ 根据科尔伯格的说法，有些人大概从青春期开始就会由“道德成规期”推理层次发展到第三层，这是最高的一层，科尔伯格称之为“道德成规后期”。第三个层次要求一个人形成抽象的道德原则，并且按照这些原则来行事以满足自己的良知，而非别人的认可。在道德成规后期，道德推理凌驾于具体的社会规范之上，与人们现已理解的社会规范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这个阶段的推理中已经掺杂了许多易变、抽象的概念，如自由、尊严、正义和尊重生命等。就海因茨困境而言，处在“道德成规后期”的人经过道德推理很可能坚持生命比金钱宝贵，而且“生命神圣”这一道德律令高于有关偷窃行为的社会规范。（“是的，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我理解海因茨为何会去偷这种救命的药。何况药剂师只是为了赚钱才不卖给他。”）
◆ 科尔伯格认为，绝大多数人从未完全达到“道德成规后期”的道德推理层次，即便是在他们成年之后，因为他在访问了年纪更大的男孩和年轻人之后发现，能够清晰表达出第三层推理结果的人不足10%。
性别与文化 #
◆ 吉利根认为，科尔伯格仅仅得到“正义伦理”的原因在于他的访谈对象只有男孩，但如果把女孩也纳入调查对象，调查结果就可能形成一套非常不同的理论体系。她采访了多位正处于人生转折点的女性，发现这些女性考虑事情的出发点是关怀，而非“规范”。由此吉利根确定，女性根据“关怀伦理”来进行道德推理，有别于男性所用的“正义伦理”。她的理论是，女性用“关怀伦理”来进行道德推理的原因在于，女孩们认同的是自己的母亲，而且女孩更容易从强调人际响应的家庭中获得经验。
◆ 吉利根指出，“关怀伦理”和“正义伦理”并无优劣之分，二者无非是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而已。男性思考的是对社会规范或个人规范的依附，女性思考的则是对人的依附。吉利根表示，女性的道德发展过程不只是基于认知能力的变化，也基于她们对自我和社会环境感知方式的变化上。
◆ 处在“道德成规后期”的女性在判断海因茨困境时，会提及海因茨跟他妻子感情的重要性，她们或许也会说药剂师的说辞很缺德，因为他在有能力救人一命时，竟然选择袖手旁观。吉利根相信，女性在“道德成规后期”的道德推理关注的是价值“不要对自己或别人造成伤害”。比起“生命神圣”之类的普适原则，这是一个更具体的价值判断，与人的关系也更密切，而且在很多方面更为苛刻。
连接全球的纽带 #
◆ 道德推理，即我们对道德困境的思考方式，根本就不是前后一致的，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德推理会随着年龄、性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还会随着所处文化、特别是居住地区或所在家庭的不同而有差异。例如，我和邻居之间，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恐怖主义的想法有所不同，而且肯定与大洋彼岸或另一块大陆上的人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但因为某种奇迹，有一件事几乎在我们所有人当中都是恒定的。那就是，除了一些明显的特例，我们对其他人都有很深的情感依附。情感依附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身上，它存在于构成我们身体和大脑的分子里，有时我们会突然强烈地感受到它。情感依附从基因开始，不断向外发散到我们的文化、信仰以及宗教体系当中，它在低声细语提醒我们是一个统一体。不管它起源何处，这就是良知的本质。
第12章 良知最纯粹的形式：科学赞成道德 #
◆ “黄金律”，那就是人类古老的互惠道德观，或许这也是有史以来最简明、最容易操作的道德哲学。孔子也曾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耶稣说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其实参考了由来已久的犹太谚语：“你不喜欢别人怎样待你，你就不要怎样待人。这便是法则：其余都只是注释。”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告诉印度教的信徒，“达摩就是：会对你们造成伤害的事情，就不要拿去对待别人。”很多原住民的传统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说：“打算拿削尖的棍子去刺雏鸟的人，应该先在自己身上试试有多痛。”而北美的拉科塔人的宗教长老“黑麋鹿”也说：“万物皆亲人；我们怎样对待万物，就是怎样对待自己。万物合一。”
From #
《当良知沉睡：辨认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 [美]玛莎·斯托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