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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远决策是一项技能 #
◆ 在追捕本·拉登的行动中，中央情报局必须做出决定，厘清建筑物内居住者的身份。它还要做出另外一个决定，即以何种方式对该建筑物发起攻击。但每一个决定本身都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有时我们称之为分歧阶段和共识阶段。在分歧阶段，主要目标是通过探索性实验展现新的可能性，将尽可能多的观点和变量摆上台面。有时候，这些可能性会呈现为信息，并有可能影响你最终的路径选择；有时候，这些可能性会呈现为全新的路径，而这些路径是你在做决策之初未曾想到的。在共识阶段，对新的可能性的开放式探索会逆转方向，决策团队开始缩小选择范围，并寻求在正确路径上达成一致意见。每一阶段都需要一套独特的认知工具和协作模型，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成功。当然，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区分这两个阶段——我们只会去看选项，召开几次非正式的会议，然后通过举手表决或个人评估的方式做出决定。
◆ 在我们的思想史上，如果你必须指定一个关于古典主义基石开始塌陷的事件点，那么这个点很可能就是司马贺于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做的演讲。司马贺认为，“理性选择”的框架遮盖了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现实，即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所做选择的现实，并对种种遮盖方式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在做理性选择的过程中，需要4次重要的信念飞跃。古典主义模型要求决策者了解所有可供选择的替代选项。它要求决策者完全了解或者有能力计算每一种替代选择所产生的后果。它要求决策者对当前和未来的结果评估保持确定性。它要求决策者有能力按照某种连贯的效用标准对各种后果进行比较，无论这些后果呈现何种程度的多元化和异质化。
◆ 。司马贺建议为优雅的（但却简约的）理性选择公式增加一个概念，即他所谓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决策者不可能仅凭想象就能排除他们在做选择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他们必须制定专门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
◆ 富有远见的决策面临8个主要因素的挑战。复杂决策涉及多重变量。
◆ 复杂决策需要“全谱”分析。
◆ 和“螺纹状压力”简而言之，审慎决策涉及3个步骤，[插图]皆为应对做艰难选择时所遇的独特挑战：我们绘制一幅准确的、包含所有变量的全频谱图，并列出所有可行的潜在路径；基于相互作用的变量，我们对所有的不同路径可能带给我们的结果进行预测；依据我们的整体目标，对各种不同的结果进行权衡比较，然后做出决定。
◆ 正如行为经济学家喜欢提醒我们的，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归纳和简化。这并不仅仅是指科学家。我们将复杂的现实压缩为简便的启发法。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启发法被用于一些频繁出现但又不太重要的决定中，且大多数时候被证明相当有效。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善于自我反思的物种，人类很早就意识到，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需要克服这种归约本能。于是，我们发明了一个名为“讲故事”的工具。起初，我们的一些故事甚至比科学还简单、直接：将真实生活中的起伏和波折压缩为典型的道德教化信息，比如寓言、故事和道德剧等。但久而久之，这些故事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善于描述人类生活经验的真实复杂性——螺纹和“螺纹状压力”。而这种成长性的最高成就之一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当然，这也是安德烈公爵所提的那个问题的潜在寓意：“只有在不可预测的时刻，无数条件才会变得有意义。”而也正是对这种潜在寓意的描述，让《战争与和平》和《米德尔马契》成为公认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真谛就在于它没有沿着预期的轨迹前行，也在于它夸大了所有的力量和所有不可预测的变量。正是这些力量和变量，影响了人类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所做的选择。[插图]
◆ 当我们阅读那些小说或内容同样丰富的历史人物传记时，我们不仅是为了自娱，还是为我们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经历进行排练。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艰难选择时，我们要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它，并依据具体条件对它做具体分析。现在，我们既有了艺术，也有了科学。我们已经有了故事——是的，就是现实主义小说。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其他精心创作的各种类型的故事也被用来帮助我们感知更大的世界，帮助我们应对种种不确定的结果。这些故事类型包括情景规划、战争游戏、集成模拟和事前剖析等。它们都不应被误认为是伟大的艺术。但同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它们也有着近乎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可以让我们更敏锐地观察这个世界，也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真实的手指螺纹。它们给予我们的不是简单的感知，而是与感知几乎同等重要的实践。
第一部分 群体决策的技巧 #
◆ 真正的谜团是，为什么在牙买加山口的防守上如此大意？为什么他在其他两条通往布鲁克林的道路都部署了重兵，而独有这一条路开了一个口子呢？后来我们知道，事情的起因源于一种病毒：在英国人发起攻击的几个星期前，格林将军患上了曾肆虐美军的“露营热病”（camp fever）。到8月20日，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极度糟糕，于是他不得不被转移到纽约北部地区的乡村。认为英国人会对长岛发起全面攻击的正是格林，而且他给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论断，最重要的是，格林对长岛的地形最为了解。如果格林一直在华盛顿身边，当美军发现豪的军队正朝布鲁克林进发时，牙买加山口的防御可能不会如此脆弱。在格林因病离开华盛顿的核心圈之后，华盛顿对长岛地形条件的感知能力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这是复杂决策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在试图了解一个有着众多互动变量的问题时，我们通常无法直接感知所有相关的要素。所以，我们的决定是建立在受托人和解读者所提供的信息之上的，是建立在专业人士所提供的情势评估意见和建议之上的。而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其中之一就是学会弄清所有这些不同的信息。但同样重要的还包括认清你的网络中存在的漏洞——那些不可靠的解读者。华盛顿的军队之所以遭到英国人出其不意的攻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格林离开战争委员会之后，华盛顿对由此造成的情报损失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他不仅不了解长岛的地形，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视野严重变窄了。
◆ 华盛顿在布鲁克林会战中的决定具有其他大多数集体决定所不具有的重大意义：它不仅涉及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还关乎一个新生国家的命运。但实际上，他所构建的心理地图，同我们面临更平凡的决定时所构建的心理地图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两种地图都需要模拟覆盖全谱经验的多变量体系——从我们同事的内心情感生活到我们周边社区的地形地貌，从我们的政治世界观或宗教信仰到财务限制或机会等平凡的现实因素。同任何形式的导航一样，开启艰难决定之旅的最佳方式，就是拥有一张可以作为向导的好地图。但绘图并不等同于做决定。地图最终显示的应该是一组潜在路径，即基于整体系统内各变量考虑后而确定的潜在路径。至于选择哪一条路径，则需要其他工具帮助。
◆ 从这一意义上讲，绘图是决策过程中确定分歧与多样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阶段，你要寻求的不是共识，而是要尽可能地扩大各种可能因素的范围（并最终增加决策路径的数量）。绘图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跳出对当前事物的直觉感知的窠臼。我们的大脑天生倾向于窄带解读，进而将全谱压缩成一个主导声部。认知科学家有时候称这种现象为“锚定”（anchoring）。在面临一个涉及诸多自变量的决定时，人们倾向于挑选一个锚定变量，然后基于这个要素做出决定。锚定变量并不固定，它具体取决于你赋予它的决策值：在杂货店的购物通道，有的顾客将锚定变量定为价格，有的将其定为知名品牌，有的将其定为营养价值，还有的将其定为环境影响。在一个以微观选择为特征的世界里，压缩声谱被证明是一个完美的适应性策略。比如逛超市时，你不想为你买的每一件物品建一张复杂的全谱地图。但对于那些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的决定，扩大我们的视角是有意义的。
◆ 决策理论家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可用于描绘这类全谱选择的工具：影响图。利用可视化工具绘制复杂决策图，有助于如实阐明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图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影响研究，而填埋集水池的决定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方法。它有助于实现连锁效应——或称“影响路径”——的可视化。在做出艰难决定后，连锁效应或影响路径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 在很多重要的土地使用和环境规划中，温哥华水务局（Vancouver Water Authority）所采取的这种方法已是司空见惯。这类将各种不同的意见融合在一起的技巧，会因规划者（或规划者所聘请的咨询机构）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核心共同点：在类似于这种为市中心提供新的饮用水的复杂决策上，绘制地图时要从不同的视角做全面考虑，以产生尽可能准确的问题解决示意图。对于这种形式的协同审议，最常见的术语叫“集思会”（charrette）。该词源于法语，原本是马车的意思。19世纪时，法国美术学院建筑系的学生会在项目截止日临近时，将他们制作的比例模型和图纸放到一辆收集学生作品的小型马车中。学生对各自项目所做的最后微调，据说就是在马车行进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在马车经过时做了收尾工作。不过，在现代语境中，这种设计集思会不再指最后一刻的突击，而是指一个公开的、审慎的流程。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应邀参会，就现有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或就所讨论的与空间或资源相关的问题提出新的、潜在的想法。基于这种形式的集思会，单一商业集团或政府机构将很难再透过纯粹的窄带视角对复杂决定进行评估了。
◆ 在面对面的会议上，那种一团和气的氛围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即倾向于讨论群体中众所周知的要素，这或许因为人们更喜欢共识，也或许是因为他们心存疑虑，担心所提供的信息并不为其他大多数成员所掌握，进而被视为局外人。如果不设计一个决策流程来获取这些关键的、未被分享的信息，那么集思广益的主要好处就会丧失。这些关键的、未被分享的信息有一个专用术语，即心理学家加罗德·斯塔瑟（Garold Stasser）和威廉·泰特斯（William Titus）所引入的“隐藏的概况”（hidden profiles）。在决策的分歧阶段，也就是你试图收集最全面信息的阶段，最好的方法是进行一系列一对一的面谈，而不是举行团队会议。在这些一对一的谈话中，群体中的认知中心成员的影响力消失了，人们只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因而也就更有可能分享不为其他成员所知的宝贵信息。
◆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多样性和群体的集体智商提升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次验证。社会科学家斯科特·E.佩奇（Scott E.Page）称它是群体决策的“多样性优于能力”（diversity trumps ability）理论。但多元观点提升我们的判断力的方式，却比人们最初认为的复杂得多。传统的假设是，对于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新人的到来会为讨论带来新的想法或新的价值，从而提高该群体的整体智力。事实上，在某些案例中，这种局外观点确实提升了整体智力。但许多研究也表明，“局外人”加入同质化群体亦会激发“内部人士”的想法，有助于他们提出更细致入微的、更具独创性的洞见。
◆ 你可以依照参与者所掌握的知识，为他们分别指定“专家角色”，这样一来，无须引入局外人士，你就可以提升群体观点的多样性。20世纪90年代，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的一个心理学家团队开展了一次谋杀疑案实验，招募大学生参与一系列三人组案件模拟调查。该团队为实验中的对照组提供了正确识别凶手的所有相关线索。在这些群体决策中，没有非共享信息。群体中的每一名成员都可以获取破案所需的全部信息。不出预料，这些群体都取得了较好的破案结果，找出真正凶手的概率达到了70%。在其他群体中，“隐藏的概况”被引入：每一名群体成员都掌握着关于潜在嫌疑人之一的非共享信息，即除他之外，其他群体成员所不掌握的信息。在未指派专家角色的情况下，这些群体的侦察技能大幅度下降：他们找出真正凶手的概率仅约为33%。但当群体成员被一一明确告知，因为他们掌握着一名嫌疑人的信息，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专家，就是马普尔小姐（Miss Marple）[插图]或普拉姆教授（Professor Plum）[插图]时，他们的破案概率几乎达到了掌握所有破案线索的对照组的水平。通过定义专业知识，这些科学家巧妙地改变了决策的群体动力：参与者授权分享他们对自己选择的独特看法，而不再是寻求共享信息的共同立场。
◆ 虽然多元化群体在办案方面的表现更为出色——相比于同质化群体，他们找出真凶的概率更高——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决定却没有那么自信。他们更有可能是正确的，同时他们对可能出现的错误结果也持更开放的心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事实是，敏锐的决策和愿意承认乃至愿意拥抱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菲利普斯的发现与认知心理学中著名的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相呼应。所谓的邓宁-克鲁格效应，就是说能力越低的人，往往越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最容易犯错的方式就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对的。
◆ 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而每一种形式的不确定性都会带来挑战与机遇。借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语，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已知的未知”“不可及的未知”“未知的未知”。
◆ 当然，将过多时间用于探求不确定性，容易让人陷入哈姆雷特式的摇摆状态。亚马逊（Amazon）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在做涉及不确定性的决策时一贯坚持“70%法则”：他不会等到信心十足时才做选择——基于有限理性的本质，百分之百的信心可能永远不会有；相反，当不确定性程度下降到30%及以下时，贝佐斯就会启动决策按钮，做出选择。相对于完全确定的理性选择神话，“70%法则”承认我们的视野会不可避免地被部分遮挡。通过测度“已知的未知”和盲点，我们可以避过完全依赖直觉的种种陷阱。但同时，70%的门槛也让我们避开了追求百分之百确定性的囹圄。
◆ 纳特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决策过程中专门设置一个阶段，用以认真考虑所有新的替代选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会让你自觉地抗拒该决策的最初框架，尤其是当这个框架是一个“是或否”的二选一框架时。
◆ 不为主流社会所发现的新理念和新决策路径的来源。最重要的社会变革起初表现出来的都是“极端”立场，远非传统智慧的中间立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极端主义失去了有效的发言渠道，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普选权、气候变化、同性婚姻、大麻合法化——所有理念最初都是以“极端主义”立场出现的，与主流社会立场相去甚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举例来说，在1880年宣称女性拥有选举权是一种极端立场，但现在来看，仅允许男性参与选举的观点无疑是荒谬的。除了冥顽不化的性别歧视者，这已成为其他所有人的共识。当然，也有很多极端主义立场最终被证明是死胡同，甚或更糟：在当前的政治光谱中，“9·11”否认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就是极端主义者。但在市民生活或城市公园规划中，如果我们压制所有的极端意见，那么我们将很难找到真正有创意的新路径。
◆ 决策地图是一个强大的隐喻。在面临艰难抉择时，你试图描绘周边真实的和虚拟的地形地貌：盘点所有能发挥作用的力量；勾勒出所有可见的区域，而对于盲点，至少要做到心中有数；绘制导航区域内所采取的潜在路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决策地图概念具有误导性——地图定义了当前的地形地貌。也就是说，地图被时间冻结了。相反，做一个决策则可能需要数天、数周，乃至数年。选择正确的路径，不仅取决于我们对系统现状的理解，也取决于我们对系统发展的预测。在做复杂决策时，你需要全面评估事物状况，并列出所有可能的潜在选项。此外，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后，你还需要一个涵盖面广泛的资料模型，以便了解事物的发展态势。构建复杂多变量系统的心理地图可谓挑战重重，但更具挑战的是预测未来。
第二章 预测：模拟未来事件的走向 #
◆ 在完全放飞思想时，我们的心智会进入一种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下，它会把记忆和预测融合起来，会思考问题，会谋划针对未来的战略。宾德进一步对这种心智活动的适应价值进行了研究。“通过存储、检索和加工处理内部信息，我们组织了在刺激呈现过程中无法组织的内容，我们解决了需要长时间计算的问题，我们为未来创建了有效的行为计划。对于人类的生存和技术的发明，这些能力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对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简单、更易理解的方式加以描述，即人类的白日梦。无须fMRI设备，我们自己便可识别这种行为。技术所揭示的无非是做白日梦所需的能量。从神经活动的水平来看，进入白日梦状态就像做了整套健身运动，而参与其中的脑区恰恰是人类所独有的。
◆ 人类似乎将相当多的时间用来思考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件及想象中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尚未发生。这种未来取向最终被证明是脑的默认网络的明确特征。在自由畅想时，我们的大脑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对未来的想象之中。
◆ 同科幻小说未能预见联网个人电脑一样，我们对未来交通运输发展的预测也存在重大纰漏。20世纪中期的大多数科幻小说作家都认定太空旅行会在该世纪末成为常见的民间活动，但却严重低估了微处理器的影响，因而也就出现了科幻小说学者加里·韦斯特法尔（Gary Westfahl）所称的“太空飞船飞行员疯狂操纵计算尺以重新计算航向的荒诞情景”。[插图]在某种意义上，设想人类将火星变为殖民地比设想他们通过电脑查询天气或通过电脑与朋友聊天容易得多。[插图]为什么联网个人电脑很难被预测？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有各种力量使得我们最富远见的作家远离了对数字革命的想象，同时也使得他们严重高估了太空旅行的未来。透过这些力量，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到，我们在预测复杂系统的行为时为何会失败。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韦斯特法尔所说的“推论谬误”（fallacy of extrapolation）。有一种假设认为，已确定的趋势将始终会以同样的方式进入未来，并无限延续下去。比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20世纪40年代观察到极权主义政府数量的稳步增加，由此预测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直到1984年极权主义政府统治全世界为止……同其他很多评论员一样，罗伯特·A.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也注意到，在19世纪，社会对人们着装的要求越来越宽松，因而他在1952年发表的作品《到哪儿去？》（Where To?）中充满信心地预测，未来社会将会完全接受公共场合的裸体行为。[插图]
◆ 随机对照试验（RCT）。
◆ 1948年，《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刊发了一篇名为《肺结核的链霉素治疗》（“Streptomycin Treatment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的论文，对新型抗生素治疗肺结核患者的疗效进行了分析。该论文由很多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但牵头和负责的是英国统计学家、流行病学家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Austin Bradford Hill）。利用链霉素治疗肺结核确实是医学的一大进步，但希尔的研究之所以具有非凡的革命意义，并非因为研究内容，而是因为研究方法。《肺结核的链霉素治疗》被广泛认为是医学研究史上最先引入随机对照试验方法的论文。
◆ 把这三种预测——随机对照试验的医学预测、天气预报的气象预测，以及未来主义者和专家的社会预测——想象成三个患有慢性近视、无法准确预想未来事件的病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前两个病人和第三个病人一同受罪，而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前两个病人才解脱：那时，一些新思想聚于一点，使他们以实证方式提升了自己的洞察力。不过，两者在时间跨度上存在差异：随机对照试验可以让我们看到几年乃至几十年后的未来，而天气预报的时间跨度则只有一个星期。可以说，两者都触及某个阈值点，它们将虚假预言的噪声转变成有意义的信号，但社会预测者就没有经历过类似的阶跃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呢？尽管存在各种差异，但随机对照试验和天气预报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特征。它们都通过多重模拟从各自努力解决的问题中找到了智慧：这种药物能治好我的病吗？这场飓风会在周二登陆吗？在随机对照试验中，这些模拟的表现形式是，数百个乃至数千个有着相似身体状况的人被给予药物或安慰剂治疗。在天气预报中，这些模拟的表现形式是，通过集成预测产生数百个乃至数千个大气模型，而每一个大气模型的初始条件都存在微小的差异。在药物试验中，其他所有病人都不是你的翻版，他们都有不同的、异常复杂的个人状况，但他们又都有足够的相似性。同时，由于样本数量足够多，数据的聚集模式可以让你发现一些有用的信息——你正考虑服用的药物的长期效应。社会预测通常不具有可参考的替代现实，因而也就无法就所预测的问题进行数百次模拟，比如苏联能挺过20世纪90年代吗？为什么我们的医学预测和气象预报会变得如此准确，而我们的社会预测仍处于含混模糊的阶段，关键就在这里。这并不是说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变革或技术变革更复杂（要知道，地球的大气系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复杂系统），而是说我们在谈及地缘政治或技术发明的未来变化时，通常无法开展模拟分析。
◆ 作为著名的地下室火灾案例研究的发起者，加里·克莱因在为决策者提供建议的实践中开发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情景规划模型，那是一种不需要太多研究和思考的模型。他把这一模型称作“事前剖析”或“事前尸检”（premortem）。顾名思义，这种方法与医疗程序中的尸检分析有关。在尸检中，尸检对象是死的，而验尸官的职责就是确定死因。在事前尸检中，这个顺序是相反的：验尸官被告知某个对象即将死去，并被要求设想一下该对象的死亡原因。“我们的练习，”克莱因解释说，“就是要求规划者设想一下未来，比如他们的计划已经开展几个月了，但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他们已经了解了这种情况，之后必须对此给出解释，即为什么计划会失败。”[插图]克莱因的这种方法利用了一些有趣的心理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当人们被告知某个潜在的未来事件并被要求按既定事实来解释这个事件时，他们会给出更丰富、更微妙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你单纯地问人们什么事情会发生并让他们给出背后的原因，那么他们的解释模式在细节和想象力方面要逊于前者，即你告诉人们某件事情注定要发生并让他们给出背后的原因。依照克莱因的经验，事前剖析被证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找出决策中的潜在缺陷。各种各样的认知习惯——从推论谬误到过分自信，再到确认偏误——容易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决策中的潜在陷阱。“在这个计划中，是否存在我没有看到的缺陷？”仅仅这样问自己是不够的。你要迫使自己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决策最终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决策。然后按照这个思路想象各种场景，这样你就可以避开盲点，避开盲目自信。
◆ 美国军方在使用“红队”（red teams）方面有着悠久历史。这个传统上的红队，是魔鬼代言人的一个系统性版本，即在组织内指派一个群体，让它负责模拟敌方的行为。红队研判分析法可以追溯到最初的战争游戏，比如“舰队问题XIII”演习。2003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特别工作小组（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进一步扩大这种方法的实践范围。自此之后，该方法在军方迎来新生。你可以把红队想象成战争游戏和情景规划的混合体：你设置一些附带想象结果的决策路径，然后邀请你的一些同事参与其中，让他们站在敌方或市场竞争对手的立场设想对方的反应。
◆ 尝试不同的身份并不仅仅是一种发现新机会或新陷阱的方式。人们在面对艰难选择时往往很难做出决断，这是因为它们会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由此，我们想象这一影响的能力——从其他人的视角思考情绪后果或实质性后果——被证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才能。新的研究表明，这种心理投射是大脑默认网络在白日梦活动中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在神游的大脑中模拟潜在未来时，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把“心理相机”从一种意识切换为另一种意识，测试不同情景以及这些情景可能激发的情绪反应。在开车上班的途中，你在考虑一个新的工作机会，而你的大脑里则闪现出你的老板对这则消息的反应画面。这是一种幻想、一种模拟，因为这是一件尚未发生的事情。但进入这样一种幻想状态，其背后的运转机制是非常了不起的。你绘制出了你考虑辞去当前工作的所有理由，同时也绘制出了你的老板听到该消息后感到惊讶或受到打击（抑或两者皆有）的所有理由，并构建了一种心理预测，即这两种地图碰撞之后，你的老板会做何反应。这是一种非常丰富且异常复杂的心理模拟，但我们的运算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忽视了它的存在。不过，有些人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比其他人好。这种在不同视角之间转换想象力的能力，可能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人的核心特质之一。要想成为一个聪明的决策者，其中一点就是要保持足够开放的头脑，并能意识到其他人在决策上面可能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选择支持哪位牧师的问题上，利德盖特考虑过米德尔马契那些心胸狭隘的聒噪之人的反应。利德盖特本人并不在乎那些闲言碎语，但他有足够的远见，他认识到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将会严重影响城镇居民对他的评价，因为作为当地的一名医生，他的执业取决于所在社区对他的认同。在利德盖特的脑海中，原本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我最喜欢哪位候选人？”——现在轻轻松松就转到了一个外部参照系问题上：“如果我选择了赞助人支持的牧师候选人，那么这个城镇的人会怎么看我？”在那个时刻，他不仅在粗略地模拟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还在模拟一些更值得关注的事情：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依照他们的癖好、强迫意念和价值观模拟他们的思想。
第三章 权衡：从剩余选项中选择 #
◆ 作为上台后的首批行动之一，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于1981年2月17日签署12291号行政命令，一项最具影响力的道德计算衍生方法由此被引入使用。12291号行政命令明确要求，任何政府机构提议的任何条例或法规都必须进行所谓的“监管影响分析”（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依照法律，这种分析必须包括如下项目。1． 对该条例潜在效益的说明，包括任何无法以货币形式量化的有利效果，以及对可能获得这种利益的人群的确认。2． 对该条例潜在成本的说明，包括任何无法以货币形式量化的不利效果，以及对可能承担这种成本的人群的确认。3． 对该条例潜在净收益的测定，包括无法以货币形式量化的效果评价。4． 列出并说明在较低成本情况下可大致取得相同监管目标的替代性方法，分析这些替代性方法的潜在效益和成本，并简要陈述这些替代性方法无法被采纳的法律理由。[插图]在实践中，监管影响分析即我们常说的成本效益分析。在决定是否实施一项新法规时，政府机构必须计算该法规的潜在成本和效益，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预测实施该法规的后果。12291号行政命令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监管影响分析的监督审查工作由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OIRA）负责——迫使政府机构遵循我们前面探索过的关键决策步骤，即描绘所有潜在变量并预测长期效果。该行政命令甚至力促政府机构探索其他决策路径，也就是在最初起草所提议法规时未曾发现的路径。在分析结束时，如果一项法规可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那么政府机构就可以实施。所谓净收益的最大化，不仅仅是指该项法规利大于弊，也指该法规优于摆在台面上的其他任何选项。“里根的理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比如保护环境的法规、强化食品安全的法规、减少公路交通和航空运输风险的法规、促进卫生保健的法规、完善移民服务的法规、提升能源供应的法规，以及加强国土安全的法规等。”[插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多年的卡斯·桑斯坦写道。[插图]
第二部分 两种极端决策 #
◆ 人类第一次有目的地向太空发射信息是在20世纪70年代，即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发射的著名的“阿雷西博信息”（Arecibo Message），目的地是距离地球5万光年远的一个星团。按照物理定律，我们最早可在10万年后获知该决定的结果。很难想象还有比这耗时更长的决定了。
◆ 为什么这些机器如此危险呢？要理解这种威胁，你就需要摒弃人类在智力测度上的一些偏见。正如人工智能理论学家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所指出的，人类有“一种倾向认为‘乡下白痴’和‘爱因斯坦’处于智力量表的两个极端，而不是一般智力量表中两个近乎难以区分的点”。比如，在老鼠看来，乡下白痴和爱因斯坦都是高深莫测的聪明者。在人工智能研究的头几十年里，我们大多梦想着能打造出具有乡下白痴智力水平的机器，或者可达到最高水平即爱因斯坦智力水平的机器。但正如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和尤德科夫斯基所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爱因斯坦式的顶峰就是一个绝对的上限。“我们远不是最聪明的生物学物种，”波斯特洛姆写道，“应该将我们看作在有能力开创技术文明的生物学物种中最愚蠢的一种——我们之所以占有有利位置，是因为我们最先到达了这个位置，而绝不是因为我们最适应这个位置。”基于递归算法和自我学习算法，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的智力水平或许会超过“爱因斯坦顶峰”，达到远超我们想象的水平。
◆ 波斯特洛姆和霍金等人所感知到的危险，看上去与标准的科幻小说版本并不一样。第一，人工智能完全没有必要拥有意识［或者是第一部《终结者》（Terminator）影片中所说的“自我意识” ］。一个超级人工智能或许会具备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识，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意识。但它也可能是一个庞大的无生命知觉的计算集合体，具备表达、行动和长期规划能力，但却缺乏自我感知。第二，人工智能未必会突然转向邪恶的、有报复心的或变得野心勃勃（或其他任何拟人化情绪），以至于要摧毁人类文明。
第五章 个人抉择时刻 #
◆ 时间上的变化。我的另一位老朋友——我们在纽约一起待了20年，看着彼此的孩子迅速成长——就我搬到西部去的决定给我写了一封邮件。“这种改变会让时间慢下来。”他写道。当你过一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时，时间会过得很快——我们的小儿子怎么一下子就4岁了呢？但搬家的所有复杂性——确定搬往何处，如何到达该地并安顿下来，然后了解新环境中的全部现实状况——意味着你不以为意的时间会突然闯入你的意识，意味着你要牢记你所在的地方。你要弄清这一切，而在此过程中，你会更敏锐地感受到已流逝的岁月。你会迷失方向，或者你至少需要思考一会儿，才能重新找到正确的方向。
◆ 对于《米德尔马契》，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理解，但当我在40岁出头重读该书时——当时我正在考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我清楚地发现，这部小说对大脑的决策力做了非常生动和细致入微的描述，而这是我在二十几岁时未能体会到的。我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比喻，但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艾略特的全谱绘图能力：一个复杂的决策会激发众多不同尺度的体验，即便这个决策涉及的基本是个人私事。把内心独白的表达强度想象成频谱的高频部分；把朋友、大家族成员和小镇爱说闲话的人的多边关系想象成频谱的中频部分；把缓慢的、有时肉眼看不见的技术或道德的演变过程想象成频谱中的低频部分。有些小说是窄带的，它们专注于内心独白或公共领域；而另外一些小说则是全谱的，它们展示了情感强度中的那些私人时刻是如何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种联系是必然的，比如波及整个社会的技术变革是如何影响一桩婚姻的，以及小镇里的闲言碎语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的。如同《米德尔马契》一样，这种全谱分析不仅可以创造扣人心弦的艺术，也可以达成更明确的指导目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复杂决定，从根本上讲，所涉及的都是全谱事务。
◆ 如果将《米德尔马契》同简·奥斯汀或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s）的早期经典作品相比，差别可以说是非常明显。比如，在《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或《简·爱》（Jane Eyre）中，情感和家庭方面的叙事都非常充分。尽管没有艾略特笔下那种长篇幅的铺张渲染，我们还是可以一窥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书中人物也会做各种决定，但作者不像《米德尔马契》那样，动辄就用10页纸来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但在这些决定中，发挥作用的力量仅局限于上述所列图例中的顶层部分：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和少数邻居同意与否。从现代评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更强大的历史力量，正是这些力量构成了叙事中的事件框架（比如奥斯汀时代工业化农业的“改进”，比如《简·爱》中英国殖民主义的真实创伤），但无论是在所塑造的人物的思考中还是在作者本人的写作观察中，这些因子都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尽管简·奥斯汀的叙事绚丽夺目、引人入胜，但情节的布景舞台却是客厅或交谊舞会。这就是这些故事的叙事空间。而《米德尔马契》则不同，它从不让读者（或者书中人物）过于安逸地沉浸在客厅会话中，因为窗外总有一个更大的喧嚣的世界。[插图]
◆ 回想一下《米德尔马契》中那个非凡的段落——当多萝西娅发现卡苏朋遗嘱中那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之后，“她的世界在动荡转变。现在只有一点她是明确的，那就是她必须等待，重新思考一切”。在做如此重大的决定时，无论你采用什么方法，都必须牢记两点：等待，以及重新思考一切。我们可以构建线性数值模型，我们可以规划各种情景，我们可以绘制影响路径，我们可以举行我们自己的私人集思会等。但无论哪种方法看起来
◆ 最有效——这取决于我们独特的处境以及我们自己独有的思维习惯和才能——有两点通常都会让我们受益，那就是时间和新的视角。
◆ 为什么人们会浪费如此多的认知循环来思考那些已被证明是虚假的信息呢？部分答案就在于，人类的智慧确实依赖于不同程度的真伪假设。单就两个区域而言，非白即黑的区别实际上是更模糊的。即便抛开后现代主义的真实理论及社会构建理论，我们的大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在一个辽阔的真实梯度上来回移动的。托比和科斯米德斯对真实做了一些描述：“可能是真实的，在那里是真实的，曾经是真实的，其他人认为是真实的，只有我那样做才是真实的，在这里是真实的，他们想让我相信的是真实的，将来有一天是真实的，这当然不是真实的，他告诉我的是真实的，从这些声明来看好像是真实的等。”能够在这些不同的真实区域来回挪移，并不是虚无主义的标志；相反，它是具备洞察力和想象力的大脑的一个标志。故事会起到锻炼和排演的作用，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在这些不同的真实区域活动。究其原因，一是故事本身就在真伪地图上占据了一个复杂的位置，二是故事通常涉及我们对其他（虚构）存在的此类活动的观察。当卡苏朋在遗嘱中增加那个诅咒般的附件时，他的大脑是在“将来某一天可能是真实的”的区域内活动。当多萝西娅担心小镇上会传出关于她和拉迪斯拉夫婚事的闲言碎语时，她的大脑是在“其他人认为是真实的”的框架内活动。
◆ 故事所发挥的作用同现代气象学中的集成预测并无二致。当路易斯·弗莱伊·理查森首次提出他的“数值天气预报”时，这种方法受限于前数字计算时代的计算瓶颈，天气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任何可用以预测天气的“数值过程”。当计算机的速度快到足以就相同预测产生数百次乃至数千次迭代时，那么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就会大幅提升，因为它会设定各种场景，并从结果中寻找模式。小说叙事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通过相互讲故事，我们把自己从个人生活的瓶颈中解放出来。正如托比和科斯米德斯所言，故事意味着我们“不再受限于缓慢的、不可靠的实际经验流。相反，我们可以把自己沉浸在速度相对较快的间接经验流、精心策划的经验流、想象的经验流或虚构的经验流中。比如，一条狩猎和采集的频带可能包含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生活体验，如果可以交流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经验总结……通过虚构作品，我们释放了自己对潜在生活和现实的反应，我们对自身并未真正经历过的事情有了更丰富的、更具针对性的理解。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人的选择和他人的内心生活，也有助于我们自己做出更好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这种对小说叙事的渴望视为“经验开放性”的延伸。在前面提到的菲利普·泰特洛克的实验中，“经验开放性”是成功预测者的一个显著特征。小说和历史传记有助于我们打开他人经验的感知之门，有助于我们间接体验他们所面临的独一无二的生存挑战，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做艰难选择时的内心活动。
◆ 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把这种想象他人内心生活的能力归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的特质。在想象他人心灵方面，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 这是阅读小说会提升我们的决策技能的另外一个原因。几年前，曼哈顿新学院（New School）的两位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之后，这项研究成果立即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传播，在人类学专业毕业生中尤受关注。在该研究中，工作人员向一组研究对象分发了涵盖广泛的阅读材料，包括通俗小说、文学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等，然后评估阅读是否提升了他们的“心智理论”能力。结果发现，阅读通俗小说或非虚构作品的研究对象的“心智理论”能力并未发生变化，但阅读文学小说的研究对象，即便只是阅读了很少量的作品，他们的“心智理论”能力从统计学上看也有了显著提升。后续实验未能重复这一结果，但很多研究已经证实，持续阅读文学小说的习惯与“心智理论”技能不断提升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是具有较高“心智理论”技能的人倾向于阅读文学小说，还是阅读文学小说这种行为确实提高了人们构建他人心理模式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更可能的情况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是何种因果关系，有一点是明确的：阅读文学小说最典型的体验之一就是沉浸在另一种主体性之中。电影和摄影可以带你进入一个更逼真的视觉世界；音乐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兴奋起来，可以激发我们的情感。但在投射他人心理、提升“心智理论”的技能方面，没有什么比阅读小说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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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 史蒂文·约翰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