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

book: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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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旧体制被其本身的统治精英所抛弃的结果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第1章 导论 #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在微小的调整未能改善经济状况之后,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的领导层开创了一条重大的结构改革之路,目标就是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阵营,这个阵营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鲍里斯·叶利钦,这位1990年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政治家,成了这个阵营的领袖。为了赢得权力,这个阵营必须撇开两个敌对集团:一个是那些试图革新社会主义的人,它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另一个就是想要保存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只允许微小变革的保守派,典型代表是1991年8月企图政变的那帮领导人。亲资本主义阵营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治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显然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人的支持——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苏联广袤的面积和众多的民族,一度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的。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这些制度,多民族的苏联便开始松散离心。新的联盟本来是可以重新形成的——确实,1991年差一点就成了——但这一目标与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阵营的政治野心相冲突,这个阵营发现,只有把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它的权力才能巩固。这就最终葬送了联盟。

在西方,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治意义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人们把他首先看作一位民主的拥护者。作为一位改革初期阶段升起的、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共产党一把手的政治新星,叶利钦利用新的公开性所赋予的优势发动了一场反对最高领导层的运动,首倡进行含义并不十分清楚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样的姿态为他获得了民主知识分子和普通选民的拥护。但是,自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以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保守派的胜利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赢得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支持。通过向精英们清楚地表明他将迅速扫除社会主义、尽快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未来的决心,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第2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批评莫斯科的“社会党”和支持莫斯科的“共产党”两派,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

第3章 增长、停滞与改革的缘起 #

历史事实表明,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个长时期,最后都得迎来一个停滞的时期,之后又是另一个焕然一新的快速增长的间歇期。我们可以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英国、美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里找到这种模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去这些停滞期,只有在对国家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之后,才得以克服。

在这些内部经济制度千差万别的国家里,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进程,似乎最终都要衰退。看来,正是快速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在时刻破坏着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对停滞期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到这条路上去寻找,即成功可能孕育着失败。

有分析家认为,苏联的计划体制只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才有效。然而, 1950—1975年持续的快速增长,却是在工业化已经完成之后实现的,这表明该体制的有效性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仅限于初始阶段。在建设一个现代城市社会的起始阶段,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同样被证明是有效的,人们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样达到了合理的、较高的水平。在这个阶段,同样有一些相对简单的主要目标。苏联的中央计划被证明是能够迅速地建立起城市基础设施(交通、通信、电力等)、建造新的住房、生产新的消费品的。对于在1950年前一度生活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们来说,给每个家庭的住所配上厨房、卫生间、客厅、食品柜、冰箱、电视机,无疑是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设施大部分质量低劣,但它们在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到了20世纪70 年代,以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为基础所达到的前5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苏联经济的规模更大,生产的产品也更多了。城市居民生活已经达到中等水平,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需要更多种类的消费品,这些产品的质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比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复杂,少数几个中央经济目标的实现,已经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了。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如此有效地、如此迅速地实现各种相对简单的目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在这个新的阶段,已经不够灵活,不相适应了。

虽然很难找到什么确凿的证据,但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显然遭受了一次劳动纪律松弛的冲击。这也许是50年快速经济转型对苏联人民性格加以根本改造的结果。发展过程以城市劳动力为基础而开始,但这些人却由刚脱下农装、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所组成。苏联管理劳动过程的集权体制,是一种由个人说了算、内部等级森严的体制,它在管理这样的劳动力时还算过得去。严格的纪律措施、一定的物质奖励、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承诺,共同担负起了把这些工人身上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的使命。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民就不一样了。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了教育良好、成熟老练、生活达到中等水平的城市居民。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只要求劳动力唯命是从的体制,越来越与苏联人民的现实要求相冲突,他们现在要求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往管理劳动过程的有效体制,现在也失去了效用。

第二部分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

尽管叶利钦及其追随者确实倡导民主和个人自由,但在苏联政治斗争中最终把他们的立场凸显出来的,却是他们用类似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决心。这一目标把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区别开来,也把他们和保守派的只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作微小的变革的主张区别开来。由此看来,把叶利钦领导的运动称为“亲资本主义阵营”并无不当——“亲资本主义”,因为引进资本主义的决心是其最明显的特征;“阵营”,则因为运动极为松散,组织混乱,在苏联社会内部各种势力中胡乱寻求支持。并不是每一个热情的支持者都把“资本主义”当作目标。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该运动越来越趋向推行企业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方案,一旦它掌握政权,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建设一种谁都会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

第4章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 #

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阵营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公开性政策已执行五年之久的1990年,知识分子已全面激进化了,他们的声音已遍及各种印刷和电子媒体。在整个改革期间(1986—1990年)长期担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已经变成反对当局推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5章 经济改革 #

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在阿巴尔金的观点中有一种防御式的语气。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西方学术权威,来维护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很显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第6章 民主化 #

毫无疑问,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议事日程中最具风险性的部分。如果领导者能牢牢掌握政治权力,言论自由往往是可以受到限制或者甚至是可以取缔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转的。可是,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目标不同的集团手中。

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中,管理部门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独立的权力。一项政策规定不可能对实施这一政策的每一个细节都规定出来,这就给下面的行政管理部门留有一定的余地。任何监督也不可能是毫无漏洞的,执行政策的人的有些行为是注意不到的。党作为将个人任命到相应国家职位的机构,在其中起到了一种杠杆作用,但这种作用也不必然就是决定性的。正如英国的亨利八世曾经惊讶地发现的,当他任命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之后,后者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一旦一个政府官员在一个具有自己特殊使命的巨大的组织中担任了很高的职务,那么,这个政府官员很可能就会成为自己这个组织的利益的维护者,从而损害党的利益。

虽然苏联《宪法》的第六条仍然保留了共产党对苏联社会生活的指挥权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党迅速放弃了这一职能。正因为党对社会的指挥权越来越弱,因此要求党从形式上放弃这一权力的压力逐渐积累起来。在1990年2月,大约有 10万人集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场外,要求党放弃它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在戈尔巴乔夫的敦促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意取消党的正式统治地位。在3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中有87%是共产党员,会议投票以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 74票弃权,对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

第7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阵营 #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变革很快就转变到了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最激进的全面变革——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 2024/10/09发表想法: 个人利益面前,信仰不值一提。

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一个个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级领导人之间分发。

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营企业的个人事例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富裕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

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亲资本主义阵营是从四个主要团体中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国精英。事实证明,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通通对亲资本主义阵营的强盛作出了贡献,但只有党—国精英在体制中的战略立场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第8章 权力斗争 #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他的威胁,命令开往莫斯科的部队按兵不动。

叶利钦正在积极地寻求这些罢工领导人的支持,因此向他们许诺说,要是他们归俄罗斯共和国管的话,就会获得实质性的自主。这次事件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是如何把每况愈下的矿工和旨在夺取苏联国有财富的精英集团拉到一起的。

真正使主权宣言成为一股旋风的事件,正如我们上面已看到的,是俄罗斯自己 1990年6月的主权宣言。这并不是什么摆脱外来政权的民族意愿所引起的——俄罗斯拥有的比独立情况下拥有的更多,所有多民族共和国都在它的掌控之中。正是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阵营提出的、受到戈尔巴乔夫与联盟政权阻挠的社会经济变革计划,才激起了这一连串重大事件,启动了最终把联盟撕成碎片的历史进程。

苏联的解体是改革年代兴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核心在俄罗斯共和国活动所制成的副产品,也是该联盟为确保掌权而要求瓦解苏联的人为结果。

苏联解体中所牵涉的许多偶然因素,是在1985—1991年发生的系统演变中产生的。这是一个把党—国精英从苏联体制一形成时就存在的严格的、层次分明的体系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这种释放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过程所需要的。一旦释放出来,党—国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保存现行社会经济体制就什么也得不到,而瓦解它就什么都有了。

苏联解体中所牵涉的许多偶然因素,是在1985—1991年发生的系统演变中产生的。这是一个把党—国精英从苏联体制一形成时就存在的严格的、层次分明的体系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这种释放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过程所需要的。一旦释放出来,党—国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保存现行社会经济体制就什么也得不到,而瓦解它就什么都有了。

不管大多数人在有关国家未来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如何,苏联体制渐渐驯化了普通苏联公民,在他们中间,已经见不到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了。

第三部分 苏联解体之后 #

叶利钦最后越来越反对民主,这种作风从他早年担任共产党省委一把手的个人经历来看,是怎么也想不到的。可以说,这是他所采用的经济变革战略的逻辑衍生物。

第10章 休克疗法的命运 #

很多人相信,这些新贵为安全起见已将大量资金存放到国外。1992—1994年,这些外逃的资金估计在由俄罗斯中央银行宣称的5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之间,甚至在资金外逃最低的时期,外逃的资金也超过这几年由西方的直接投资和政府援助而流入的资金之和,即194亿美元。休克疗法产生的不是(如俄罗斯)所希望的资本流入,总体来说,它反而加速了资本从俄罗斯的流出。

◆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在抢劫财物时肆无忌惮。据报道,一些居住在莫斯科良好地段公寓里的居民被旨在夺取近期私有化了的公寓的所有权的犯罪组织所谋杀。[插图]警察在执行公务逮捕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时要戴上面具,这表明了犯罪集团的实力之强。[插图]犯罪集团的老板觉得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倒是维持秩序和法律的警察遭到报复。在一个警察而不是罪犯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的社会里,肯定存在着严重的有组织犯罪问题。

◆ 休克疗法将俄罗斯从对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的扭曲的漫画中带到同样是对亚当·斯密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扭曲的漫画之中。

◆ 价格的自由化使包括私有化以前负责管理有价值的经济性资产的政府职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变得贫穷,甚至他们中最诚实的人也发现只有靠接受贿赂才能生存。政府支出的大幅度削减也削弱了维持社会法治的警力,价格的自由化剥夺了他们维持生活的工资,他们越来越多地接受贿赂。在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发展成俄罗斯生活中如此重要的角色方面,休克疗法的各项政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 2024/10/10发表想法

代价过于惨痛的笑话。

原文:不久,在长期以来就是反共产主义笑话中心的莫斯科流传着这样一则新笑话:共产主义用了70年都没能完成而资本主义只用了一年就完成了的是什么?答案是:它使共产主义看起来正确(亦指好笑的)。

◆ 不久,在长期以来就是反共产主义笑话中心的莫斯科流传着这样一则新笑话:共产主义用了70年都没能完成而资本主义只用了一年就完成了的是什么?答案是:它使共产主义看起来正确(亦指好笑的)。

第11章 政治冲突

◆ 尽管休克疗法引起了许多问题,但叶利钦还是拒绝废除它就不奇怪了。废除休克疗法会疏离俄罗斯的新富和西方强国,而他们都是叶利钦的重要支持者。

◆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与叶利钦获得统治地位标志着从社会主义改革到建立资本主义的转折,这在经济日程中是一个急转弯,现在的目标是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取消集体对个人的福利责任。生产性资产被迅速地从公共所有者那里转移到一个新的富裕资本家阶层。当叶利钦起而掌权之时,他是支持民主的,而一旦他得到了权力,民主就逐渐与他的建立资本主义的核心方案相抵触,尤其是与他通过休克疗法建立资本主义的努力相冲突。

第12章 私有化与寡头的崛起

◆ 2024/10/11发表想法

狼狈为奸!

原文:叶利钦总统本人十分担心未来会遭遇腐败起诉,于是他从自己精心挑选出来的继位者弗拉基米尔·普京那里拿到了一个承诺,即发布一个未来赦免起诉他的公告。普京在2000年1月当上总统以后,第一个行动就是不仅赋予叶利钦免于起诉、调查和搜查权,而且将赦免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后任的俄罗斯总统,包括他本人。[插图]

◆ 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丑闻

◆ 2024/10/11发表想法

唾手可得的诱惑面前,无人可以抗拒。

原文:这个案子说明,作为俄罗斯后苏联时期经济转轨典型特征之一的犯罪化,并不是俄罗斯人品性中的某些历史缺陷所造成的。施莱弗和乔纳森·海,两人都是与俄罗斯极为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的宠儿,但他们做出的让俄罗斯人陷入如此恶名的非法交易,除了暗杀对手之外,其他可谓无所不为。更可信的解释是,新自由主义转轨战略在后苏维埃俄罗斯所创造的条件,让任何一个想赚钱的人都摆脱不了做出此类行为的巨大诱惑。施莱弗和乔纳森·海只是没有抵挡住可以如此容易挣到如此之多的钱,同时(自以为)被抓住的机会又如此之小的诱惑。新自由主义转轨战略所创造的经济条件,使得暴发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出某种反社会的行为。投资于有用产品的生产,只会血本无归。新自由主义战略为那些有着极好的职务便利的人抢占不劳而获的财富所提供的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用不着拿所谓的官方无神论的多年影响或者彼得大帝很久以前的残暴说事,就足以解释它们。

◆ 这个案子说明,作为俄罗斯后苏联时期经济转轨典型特征之一的犯罪化,并不是俄罗斯人品性中的某些历史缺陷所造成的。施莱弗和乔纳森·海,两人都是与俄罗斯极为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的宠儿,但他们做出的让俄罗斯人陷入如此恶名的非法交易,除了暗杀对手之外,其他可谓无所不为。更可信的解释是,新自由主义转轨战略在后苏维埃俄罗斯所创造的条件,让任何一个想赚钱的人都摆脱不了做出此类行为的巨大诱惑。施莱弗和乔纳森·海只是没有抵挡住可以如此容易挣到如此之多的钱,同时(自以为)被抓住的机会又如此之小的诱惑。新自由主义转轨战略所创造的经济条件,使得暴发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出某种反社会的行为。投资于有用产品的生产,只会血本无归。新自由主义战略为那些有着极好的职务便利的人抢占不劳而获的财富所提供的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用不着拿所谓的官方无神论的多年影响或者彼得大帝很久以前的残暴说事,就足以解释它们。

◆ 美国强盗资本家时代的古尔德们和德鲁们是投机家和商人,他们和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样,都只是一味地掠夺经济体制。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在后苏维埃俄罗斯,那些控制了生产性企业而不是像洛克菲勒、卡内基那样实际从事生产的人,不断地掠夺他们的企业,而不是壮大企业。不管企业的控制者是投机性的寡头,还是有着主管一家生产性企业的历史的红色老板,采取的都是同样的抢夺行径。

◆ 俄罗斯的犯罪化的寡头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策略所创造的条件的产物。这种策略使得各种形式的偷盗变成了多数俄罗斯新有产阶级唯一有利可图的活动。让我们分析一下生产性投资为何在俄罗斯的环境下不具吸引力。第一,1992年初应新自由主义策略要求而立即放松的国家价格控制,让通胀像一匹脱缰野马,立即剥夺了大多数人口的储蓄,将他们的实际收入降到仅够维持生存需要的水平。这也泯灭了经济中一个主要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源头。第二,新自由主义策略要求大幅削减国家开支,因此泯灭了第二个经济产出所需的需求的主要源头。第三,新自由主义策略要求中央银行实施一种极端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由价格控制放松所引发的通胀。紧缩货币政策将拒绝给企业以信用,并推动利率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即没有人会借钱去从事生产性投资。第四,内部市场立即向着超强的国外竞争开放了,后者不管是在融资、营销还是在产品质量方面都占一定的优势。这进一步侵蚀了投资于俄罗斯经济的吸引力。新自由主义策略还使负责执法和监管的国家雇员变得贫穷,使他们无力抗拒新富人的贿赂,也无力有效地追究违法者。这使得公开的盗窃一定会变成普遍现象,采取敲诈勒索、收保护费、通过高层官员或外部控制人盗用企业收入等形式。

◆ 这就是杰伊·古尔德们和丹尼尔·德鲁们代表了俄罗斯新的有产阶级,而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却不见踪影的原因。这里面的原因和任何苏维埃的流毒没有关系,和任何俄罗斯文化的特征也没有关系,甚至和缺乏“法治”也没有关系,而完全是强加给一个原材料富裕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策略所创造的条件的产物。如果约翰·洛克菲勒还能活过来并跑到秋明油田去,他强烈的逐利动机毫无疑问会转向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曾经从事过的同一类型的非生产性活动。这样一位俄罗斯洛克菲勒的利润,会和俄罗斯当前那些寡头所做的一样,很快转移到国外。哈佛大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弗和聪明的年轻律师乔纳森·海一旦进入无法无天的莫斯科,就变成了美国的别列佐夫斯基,足以说明这一切。

第13章 萧条、金融危机与复苏

◆ 俄罗斯官方的国民收入账户显示,石油和天然气占了GDP 8%的大比重。但是,这个数字极大地低估了真实的水平,因为在这个部门中通行着转移价格的诡计。这就是说,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经常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将他们的产品卖给关联贸易公司,不管这些公司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国外。贸易公司然后按照世界市场价格再卖出产品。这种诡计的目的,是逃避税收、逃避强制的硬通货回购管制、方便非法资本流动、放纵内部人盗窃公司收益。这种常见做法的负面影响是,由于低估了石油和天然气销售的真实价格,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对GDP的贡献比例就在官方统计数据中被低估了。

第14章 从叶利钦到普京

◆ 2024/10/12发表想法

俄罗斯政局的死结。

原文:要转往这么一个方向,普京必须面对的,不仅是一小部分嚣张的寡头的反对,而且是整个新有产阶级的反对。尽管普京要求寡头们尊重他对政治事务的掌控,但挑战整个有产阶级,则从来没有进入他的日程。普京早期的保证,即不会考虑财产的再分配,就是认识到了未来的国家行动无法放开手脚的信号。

◆ 要转往这么一个方向,普京必须面对的,不仅是一小部分嚣张的寡头的反对,而且是整个新有产阶级的反对。尽管普京要求寡头们尊重他对政治事务的掌控,但挑战整个有产阶级,则从来没有进入他的日程。普京早期的保证,即不会考虑财产的再分配,就是认识到了未来的国家行动无法放开手脚的信号。

◆ 由于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政治领导层决心坚持新自由主义路线,因此俄罗斯走向专制政治实践的趋势也就不会让人讶异了。一开始,一小撮人被允许侵占旧苏联体制下的大部分值钱资产。普通民众是染指不上的,而且要是允许他们充分施展他们的民主权利,将会威胁到创造新有产阶级的过程。伴随这个资产流失过程的经济破坏,使得真正的民主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成了更大的威胁,因为这会让共产党重获生机,让它的候选人掌握权力。即使在普京登上总统宝座之后,在俄罗斯转向新财产体制过程中,想让新的财产体制在公众眼里获得更大的合法性似乎也太早了。严重的挑战在21世纪10年代依然是这个体制要面对的,要是政治制度允许出现这种挑战的话。不断走向专制,是全面巩固新财产体制所必需的。

◆ 鉴于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体制,其政治结构也就因此有了巨大的优势,在这种结构中,最高的老板有一个固定的八年任期,到期后他还可以指定一个继任者。每一个总统有八年时间可以掌权并致富,而他的朋友和亲信小圈子也可以这样做。领袖不必过于担心被推翻或被暗杀。人们迸发出政治上的雄心,都是为了抢占下一个好的位置。而要实现这种局面,必须有这样一种共识,即每一位新总统的首份责任,就是一开始就豁免他的前任,就像针对智利总统皮诺切特的腐败指控所证明的那样。正如我们在第12章提到的,这正是普京获得代理总统一职之后的第一个行动。他甚至豁免了他本人,尽管他的最终继任者能够肯定这种做法才是最重要的。似乎,俄罗斯已演变出一种也许可以被叫作“接力式掠夺政体”(a regime of serial predation)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体下,几位总统先后掌权,而每一位总统,加上他的政治亲信,都可以开口要一笔巨额的、在其任内从经济中榨取的收入。大的财产所有者可以留下他们剥削到的绝大部分收入,同时与国家官员“分享”其中的一部分,条件是他们接受总统的权威。每一位总统都可以在装点式的选举中实际任命他的继任者,而选举无非是为了给下一个掌权人提供合法性。

– 来自微信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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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 大卫·M·科兹 弗雷德·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