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 #
序言 椰林俱乐部的遗赠 #
有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后，开始逐渐进入一个缓慢的恢复阶段，他们从最初的不愿接受现实，到重新审视自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并没有全然崩塌。许多在那场大火中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即便恢复得最好的人，依旧是大火前后两种新旧身份“马赛克式”共存。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使用“马赛克”（mosaic）这个比喻，形容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 #
-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如同个人，国家有可能承认自己陷入危机，也有可能否认。
- 主动承担责任。要么主动承担责任，采取行动解决危机；要么推卸责任，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 划清界限。通过“划清界限”，国家对自身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选择性变革，区分需要改变的与无须改变的体制和政策。类似地，个人也通过“划清界限”做出选择性改变，区分需要改变的与可以保留的个人特质。
- 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 国家认同。心理学家详尽地定义和描述了个人特质中的“自我力量”。这种特质是个人所特有的，我们不能说国家具备自我力量。不过，国家有一种被称为“国家认同”的特质，国家认同对国家的影响会让我们想起自我力量对个人的作用。国家认同囊括了一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特征，这些特征使一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自己的特性，是国家自豪感的源泉，也是一国民众所共享的价值观念。
- 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和个人一样，国家可能会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也可能不会。国家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需要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个人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则完全由自己决定。
-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国家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正如个人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记忆。以下两个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抽象一些，没有那么直接。
- 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在探索解决危机的方法时，假设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失败了，各国对失败的处理和探索其他解决方法的意愿各不相同。举个例子，面对战败的结果时，各国的表现大相径庭，比较一战和二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和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就知道了。个人在面临失败和初次解决危机的尝试受挫时，表现也是不同的，我们通常把这种特质归为“耐心”。
- 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另一项被心理学家详尽定义和描述的个人特质是一个人随机应变的灵活个性，它的对立面是个人所呈现的僵化刻板的个性。这是深入个人性格的特质，并不会因事而异。比方说，假如一个人从来都不借钱给朋友，但在处理别的事情上都比较灵活，那他就不能被贴上“僵化刻板”的性格标签。一个僵化刻板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严格地遵循设定好的准则去行动。我们尚不清楚是否有一些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如此僵化刻板。
- 国家核心价值观。个人拥有诸如诚信、抱负远大、信仰宗教和承担家庭责任等个人核心价值观。国家也拥有一些可以被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其中部分国家核心价值观和个人核心价值观重合（例如诚信和信仰宗教）。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有关，但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比如，莎士比亚和丁尼生的语言文字均是英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但在被称为“至暗时刻”的1940年5月，它们并不是英国拒绝与希特勒进行谈判的原因。英国的铮铮铁骨来自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我们绝不投降。”
- 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各个国家的选择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原因主要来自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和军事或政治力量的差异。个人的选择自由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约束，但与国家不同的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主要受育儿责任、工作要求和个人收入等因素制约。
第二章 芬兰与苏联之战 #
◆ 在这个危险的年代，芬兰出台了全新的战后政策。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作“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是因芬兰的两位总统而得名的，他们分别是：尤霍·巴锡基维，执政时间为1946—1956年；乌尔霍·吉科宁，执政时间为1956—1981年。这两位总统制定并且不遗余力地实施这一路线长达35年之久。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扭转了芬兰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忽视苏联的灾难性政策。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期待从西方盟友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且时时放在心上；它必须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对话；它必须向苏联证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而获得苏联的信任。维持苏联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芬兰必须竭尽全力。
◆ 吉科宁总统在他的自传中阐述了巴锡基维和他自己的政策：“芬兰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在本国的生存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主导利益之间做出协调……（芬兰所奉行的是）预防性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的任务，是在危险降临之前就对其有所觉察，并采取措施规避这些危险——最好是在被尽可能少的人知晓的状态下……尤其对小国来说，我们从不妄想自己的立场能改变大局，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形成的认知，了解未来军事和政治发展会受哪些因素影响……一个国家应当自力更生。战争年代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吸取了惨痛的教训……经验还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一项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应当基于对国际政治关键要素的认知，这些要素包括国家利益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 芬兰展现出一国在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10）。面对苏联的担忧和敏感，芬兰做出了任何其他民主国家都难以想象的事：通过追溯法，对自己国家的战时领导者进行审判，议会通过紧急法令推迟原定的总统选举，等等。其他民主国家可能会对这些措施不以为然，而在芬兰身上我们能看到由此反映出来的灵活性：牺牲部分原则来获取最不可侵犯的政治独立。再次引用扎洛加在曼纳林的传记中使用的一句话：芬兰人出色地“在几个糟糕的选项里选择了最不糟糕的一项”。
第四章 全民的智利 #
◆ 皮诺切特之后的智利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依然是个异类，但在这一过程中，智利做出了巨大的选择性变革：变得愿意忍耐和妥协，并且懂得分享权力。
From #
《剧变（第二版）》 贾雷德·戴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