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曲和舞蹈另有鲜有人关注的一面，就是两种表演都耗能甚高。当然，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从舞池下来会感觉筋疲力尽。歌唱家和音乐家亦不例外，表演结束后大汗淋漓。有造诣的女歌剧家都明白唱好歌不容易，需要大量练习才能控制好呼吸和发音。大部分富有感染力的歌唱往往用最低音。低沉声音得来不易，需高大体格来充分利用共鸣腔发声。动物界不乏这类研究实例，如动物发出低音暗示体型庞大，让对手闻而生畏，从蟾蜍到红鹿均如此。生物学家称为“低音”的现象奏效是因为低音不易发出，体型最为高大的动物才能发出最低沉的声音，并承受发低音所消耗的能量。所以发出低音意味着身强体壮。

◆ 人类进化过程中团结群体谋求生存，不易为之，至今仍感不易。试想协调25万年前非洲树林里的150人，光靠语言不足以为之。人们丝毫不关心观点是否有理有据，煽动人心的言辞才能鼓舞行动，让人热情高涨、伺机而动、不计得失。歌唱和舞蹈扮演着重要作用：激发人们情绪，刺激产生内源性鸦片物质以鼓动人心。

◆ 语言在情感表达方面力有不逮。在纯粹传达信息方面语言算是最为神奇的发明，却无力表达触动灵魂最深处的感情。这种情况下，我们常感到“无以言表”。一种关系形成之初，语言是极好的辅助工具，可让人了解心仪的对象或合作伙伴。但随着关系深入发展，我们抛弃语言回归古老的仪式，互相接触和直接互动。在生命的关键时刻，从灵长类祖先遗传而来的梳毛，重新成为维系感情的方式。因为身体接触的触动和抚慰效果是语言所无法企及的。简单地抚摸轻触刺激大脑产生内源性鸦片物质，这是语言所不及之处。自相矛盾的是，我们享尽语言带来的种种益处，却不得不再次逆历史进程而行，保留原始的行为。我们学会了争论和辩解，同时还需要更原始的情感机制来团结群体、提高效率。语言让人彼此了解，谈论谁跟谁在做什么，但语言本身不能维系群体。冰冷的言语逻辑需靠更深层次、更动情的东西来温暖，为此我们需要音乐与身体接触。我们拥有自然界最了不起的计算机器，最能言善辩的交流系统，最缜密的思维，但为求生存和有效繁衍，我们最终还得用回原始的情感招数，才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

纷繁复杂的语言

◆ 尽管基因关系的重构方法和祖先夏娃生活时期的计算方法存在争议，但是后续基于大量女性的抽样分析证实了最初的假设。更为重要的是，分析结果与化石记录高度一致，证实了唯一的现代人祖先化石来自15万至25万年前的非洲。严格而论，这些分析并非指向单一共同祖先，仅告诉我们所有现存人类的线粒体DNA（男性亦通过母亲遗传获得线粒体）均来自同一群生活在某一时期的女性。其他计算结果表明，所有人类的祖先都来自同一个约5000人的群体，群体里包含男女老少。当时的人类数量不止这个数目，但他们是唯一存活下来并将线粒体DNA遗传给我们的一群人。

◆ 真正让人惊讶的是，基因学家路易吉卡瓦利-斯福扎(Luigi Cavalli-Sforza)发现，如果将各语系的语言树和人类种族基因树对比，两者惊人地对应，各大语系的分布和种族的分布高度一致。可见，当人们迁徙时，他们也会把基因和语言带走，所到之处将其他人类群体整个取代。因此，随着基因构成的突变，语言也会分化成多种方言。

兄长与我

◆ 鉴于协助亲属繁殖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失去自身的繁殖机会）比亲属的得益小（亲属关系密切，代价可忽略不计），因此出手相助是值得的。进化生物学家将之称为汉密尔顿法则，即明确指出动物群体在何种条件下会产生利他行为。汉密尔顿法则又称为亲缘选择，利他行为的传播背后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如达尔文提出的进化机制，但亲缘选择对大部分生物而言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汉密尔顿法则主要考虑两个个体之间是否共同携带某一基因。关系越密切，越有可能从同一祖先遗传到同一基因，因而利他行为就更加值得。该观点的核心在于，帮谁都是帮，所以近亲比远亲更值得帮，因为近亲比起远亲或不相关的人，更有可能与自己携带同一基因。

宣传的妖术

◆ 正如我们所见，在分散的大群体中，以人类社会为典型，“搭便车”者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荆棘满布的现实世界中求生存，庞大的群体必须保持凝聚力，防止“搭便车”者占上风便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恩奎斯特和雷玛指出，闲聊的产生也许是为了通过交流“搭便车”者的活动信息，来控制他们的活动。语言既可让人类事先提防社交骗局，又能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同时让人在行为不端时心生愧疚，自觉遵守社会准则。恩奎斯特和雷玛通过计算证实，该机制可有效遏制骗局，团结合作的社区闲聊让“搭便车”者难以得逞。如此看来，或许语言进化并非为了掌握亲友熟人的最新动态，而是为了盯紧“搭便车”者，好让他们循规蹈矩。

◆ 作为维系庞大群体稳定性的手段，也许实际上通过语言维系团结有多种途径。其一可能是掌握朋友和盟友的动态；其二是交流“搭便车”者的信息；其三是我们通过语言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 无论语言的监察功能如何有价值，都不足以构成大脑变大和语言进化的直接原因。显然，这个观点在逻辑上自相矛盾：“搭便车”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大群体中，而在大群体中生活似乎又离不开发达的大脑和语言。

◆ 自我宣传是语言进化的重要原因，这个可能性比较高。事实上，我们在分析人们的会话时，发现我们有时候会利用语言提供的机会自我宣传。

◆ 研究结果让我们惊奇的是男女之间谈论话题的差别不大。均投入同样时间讨论个人关系和经历，而且均花时间讨论他人的关系和行为。与大众观点相反，抽样测试对象中的男性并未花更多时间谈论政治或高雅艺术（或低俗艺术）。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存在惊人差异：当男性处于男女混合群体中，谈论工作、学术或宗教道德的时间大幅提高。当男性在男性群体中时，讨论上述话题的时间占总时间的0%～5%，在男女混合群体中时占15%～20%，女性差异则没有这么大。我们的理解是在混合群体中谈话的功能类似于在求偶场所发声。在这个场所里男性聚集起来向女性推销自己作为伴侣的卖点。羚羊和鸟类常常如此，尽管这往往发生在雄性不会（或不能）养育幼崽的物种身上。雄性守着一小片雌性常光顾的地盘，每当有雌性靠近便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的优势。雌性则左挑右选，仔细考虑。最终，无论好坏做出最佳选择，雌性与选定的雄性交配，然后离开到别处生蛋，从容养育幼雏。

◆ 从我们的对话研究中获取的另一项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结论，即求偶为绝大多数人类会话提供了解释。男性与女性谈论以下话题的时间比例没有差异：两者均花约65%的时间讨论各种社交经历。然而，某一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即谈论谁的社交经历最多。至少在年轻的测试组中，女性更倾向于将2/3的社交话题时间用于谈论他人的社交经历或活动（谈论自己的经历或活动约占1/3），而男性谈论自己占2/3（谈论他人仅占1/3）。这一差别对理解人们彼此之间的谈话有重要意义。最合理的解释是女性善于发展社交网络，而男性善于给自己打广告。考虑到为抚养后代创造理想环境，社交网络也许是女性参与的最重要的活动。社交网络为生育和抚养过程交流信息提供支持，帮助女性觅食和耕种，在情感危机产生时提供心理支持，还有许多其他大大小小的支持和帮助。与此相反，男性世界更多的是直接竞争而合作较少。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男性大部分关注的是求偶或攫取有利于求偶的资源和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广告推销成了关键因素。

火眼金睛

◆ 眼神交流是诚实的重要标志，也体现出对方是否对我们感兴趣。海伦·达令(Helen Darling)在《蝴蝶飞走了》中唱到“孤独的眼睛不再追随我”，这是发现恋情终结的第一个微妙信号。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关系破裂最早的预兆是记者发现两人在公开露面时，既没有身体接触也没有眼神交流。我们十分在意眼神交流，正如俗话所说：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不直视你眼睛的人。

◆ 微笑和开怀大笑有着耐人寻味的自然历史。美国心理学家鲍勃·普罗文(Bob Provine)记录谈话双方笑的频率。他发现女性比男性笑容更多，人们听对方说话比自己说话时笑容更多，听男性说话比听女性说话时笑得更多。对比发现，女性说话时男听众很少笑，而换成男性说话就不一样了。这些发现很有趣，其中一点是，这意味着女喜剧演员成功的可能性低一些，因为她们发现要把观众都逗笑，女喜剧演员的表演要更夸张，才能打破传统观念对男女言行举止的刻板印象。

求偶之战

◆ ，随着语言发展，随之而来的语言信号开始能刺激产生内源性鸦片物质。笑容尤其如此，因此笑容在会话中成了重要因素。在最早的阶段，笑容也许是服从的信号。黑猩猩有着与微笑和大笑非常相似的面部表情结构。但在某一时刻，笑容发展成了维系社会群体的手段。就字面意思来讲，现在我们可以隔空梳毛了。尽管没空坐下来面对面地梳毛，讲笑话也能刺激对方产生内源性鸦片物质。同时，可继续其他重要的生态性谋生活动——迁移、狩猎、采集、煮食和进食。

浓缩就是精华

◆ 来说明头脑机制对我们行为的制约，这涉及开设虚拟会议系统。通过电话系统，让几个人连线进行电话会议，这种技术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还衍生出了电话聊天。如今人们在努力研发虚拟会议系统，通过视频连接让世界各地的人同时处理一份文件或讨论跨国公司的政策。这显然是一种成本更低（费劲更少）的管理方案，避免跨国公司人员飞越半个地球来开2小时的会议。不幸的是，虚拟会议系统面临同样的制约：系统中开会人数很难超过4个人。技术可支持无限数量的人，但人本身做不到。互动人数超出4人，就总会有人落单，对讨论的贡献也容易被忽视。我们的头脑机制在处理会话群体时存在人数上限，这个上限正是维持良好互动所需的人数。尽管电子技术可让许多人仿佛同时并排而坐，但我们缺乏必要的认知机制，因此同时互动人数不可多于3人。

◆ 大多数政府倾向于推行大班教学来降低公办教育成本，但这是有代价的。大班教学一般采用讲座形式的教学方式，因为其他教学形式的噪声太大会干扰教学。在大学里，教学目的是激发学生讨论，让学生学习如何论证观点，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分析其他假设或行动方案的利弊。但这种教学目的只有在小组中才有可能实现（这类教学小组的人数最多不超过6名学生加1位老师）。如果小组人数大大超出这个范围，讨论就会落在几个人身上，其他人会开始开小差或交头接耳，收获甚微。

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 现代都市生活有个奇怪的特点，那就是我们被深深地围困于家庭的小世界中。离开亲属独自居住，发展朋友圈的机会又微乎其微，现代的城里人只好越发依赖肥皂剧中现成的虚构家庭来感受社会生活和集体归属感。显然，这类节目最庞大的观众群体是居家带娃的女性。相反，社交生活丰富的人对这类节目几乎不感兴趣。

◆ 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现实中有一部分人的社交网络远未达到150人的天然上限，肥皂剧中的人物开始填补、替代他们的真实社交生活。这一点尚未有人进行过具体研究，但如果出现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不会感到惊讶。电视新闻主播和名人一样成为我们社交网络的一部分。我们觉得他们是半真实的朋友，不仅因为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们，还因为新闻报道像主播正对着我们单独说话一样。事实上，许多成功的新闻主播特意营造一种正在餐桌上和你单独说话的感觉。

◆ 人们之间共同利益的纽带变弱。你我二人合作，我得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及时机成熟之时你给我的回报。在传统社区中，恩惠以波浪叠加的形式在社区中流传，我帮了你姑姑的忙，她帮了自己表亲的忙，表亲帮了他朋友的忙，而那人最终又帮了我。我对你的一次慷慨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到回报，而是在一场小社区中的社交循环赛。尽管小社区生活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社会责任和回报的好处会被一再放大。

◆ 2024/07/12发表想法

吐血!原来自己的生活早已被人预言。

原文：现代都市社区中成年人的友谊并不是从各自的社交中发展而来的，而是从小孩上学的学校或俱乐部发展起来的。毫不夸张地说，改善幼儿园伙食为的不是小孩而是家长。

复印机旁的闲聊

◆ 几年前一位电视制作人提醒了我这一点的重要性。她所在的制作部门负责某电视台全部的教育类节目。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她们部门的人数刚好是150人。整个机构的工作流程一直进展顺利，直到她们搬到了新定制的办公室。随后无缘无故地，一切都开始散架，工作难度增大，工作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一段时间后，她们才弄清楚问题所在，原来是设计师在设计办公楼时，认为大家午间吃三明治的咖啡间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并将它撤了。他们的想法是，大家在办公桌上吃三明治，工作会更卖力还不浪费时间。无意中，他们瓦解了支撑整个机构的亲密社交网络。显然，当大家随意聚在咖啡间吃三明治时，彼此之间交换了零星有用的信息。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时，在午餐时间可以和其他团队的朋友聊天讨论，也许那位朋友正好知道谁能帮上忙；也可能旁边的人听到后可以帮忙出主意，或是听到这件事的人一两天后外出刚好碰上了能帮忙的人，他给你打一通电话就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随意搭句话就能启发一个新项目。这种咖啡机旁的偶遇，复印机旁的闲谈，正是机构成功与否的差别之处。通过鼓励随意的接触，古老的系统编织出一张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彷如一部平行运作的超级计算机：几个头脑同时独立运作解决同一个问题。

第一章语言与大脑

◆ 令人不解的是，被我们如此夸大的语言能力大多数时间却仅仅是用来交流生活琐事的。我们似乎太沉迷于关注别人的是非长短，甚至连我们的思维也被设计得强化了这一功能。

◆ 语言让我们彼此联系，让我们能够分享知识与经验，这一点是其他任何物种所无法比拟的。那么为何我们拥有这种奇妙的能力，但大多数时间却将其大材小用了呢？

第二章走进社交生活

◆ 是什么使得灵长类动物有别于其他动物，从而被赋予独一无二的特质的呢？答案在于灵长类动物生活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是其他任何动物都无法企及的。

为何猴子的脑袋大？

◆ 20世纪70年代初，心理学家哈里·杰里森(Harry Jerison)发现大脑的绝对大小并不能说明一切。大型动物的脑袋本身就大，因为它们的肌肉重量更大，所以其他身体器官也会相应变大。大型动物腿部肌肉多，要想迈出协调的步伐，就需要大脑发出更多的指令。他认为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大脑的相对大小而不是总容量。智力关注的是维持身体正常运转之外，大脑还剩下多少运算能力。为此，杰里森(Jerison)建议我们应当计算脑容量与体重的比例，大致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测量出大脑组织有多少是用于维持身体的基本运作，又有多少是用来处理问题的聪明才智。

◆ 直到1988年，英国心理学家迪克·伯恩(Dick Byrne)和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n)提出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马基雅维利智力[插图]假说”。伯恩和怀特认为，灵长类动物的社会性群体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物种，是因为猴子和猩猩在彼此交往中能运用复杂的社会知识。它们能根据同伴的行为推断其将来的行为，然后运用这些推断来建立彼此的关系。他们认为其他动物则缺乏这种能力，只能用更简单的规则来组织社会生活。例如，猴子和猩猩知道吉姆和约翰的朋友关系会对自己和约翰的关系有影响，所以在知道吉姆是约翰的朋友后，它们就不会再找吉姆帮忙去和约翰作对了。而其他动物，只能搞清楚自己和吉姆、约翰之间的关系，还有可能去找吉姆帮忙对付约翰。

◆ 到了20世纪90年代，再回过头去思考这一问题，我发现在早期分析中，各种影响因素混杂在一起。食果灵长类动物的活动范围要比食草类大，理由很简单，果实比树叶分布得更散、更广。但是，至少有一些食果灵长类动物（如狒狒和黑猩猩）的体型本来就比食草类猴子的大，通常也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体型大的物种倾向于以吃水果为生，因此活动范围较大，大脑和群体规模也更大。这就使得几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例如，这些物种活动范围大是因为它们是食果类动物，而它们是食果类动物是因为它们脑部更大，它们需要更大的大脑又是为了维系大型群体。脑容量、体型、活动范围及以果实为生这四个变量完全掺和在了一起，因此我们难以确定任何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是单纯的某种结果，还是各自都受到另一变量的影响。我们要想办法验证各种假说，以此确定在排除其他因素后，哪一个假说与灵长类动物脑容量变化最为相关。

◆ 图4-2 各种类人猿（猴子和猩猩）的平均群体规模和新皮层面积之间的关系注：新皮层比例是指新皮层体积与其余大脑容量的比值，这样可以避免体型差异引起的新皮层面积差别。图表的横轴、竖轴都以对数尺度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森林边缘的危机

◆ 图6-1 按年代绘制化石人群体推算的规模注：群体规模按照灵长类群体规模与新皮层面积之间的总体关系推算（见图4-2）。5大化石人类包括：南方古猿（最早的原始人）、能人（最早的人类）、直立人（最早从非洲迁徙到欧洲和亚洲的原始人）、早期智人（我们人类的最早成员，包括欧洲和近东的尼安德塔人）和化石现代智人（欧洲的克鲁马努人和他们的非洲亲属）。相关新皮层面积按总脑容量估算，每个点对应一个种群的平均值（5万年内同一地点发现的所有化石标本）。横向虚线为150人，即当代人群体规模的推算人数。

◆ 图6-2 按年代绘制化石人种群推算的梳毛时间注：梳毛时间按旧世界猴和猿梳毛时间与群体规模之间的关系推算，化石人种群的群体规模按新皮层面积推算（见图6-1）。横向第一道虚线为40%的梳毛时间，按当代人150人的群体规模推算，横向第二道虚线为灵长类种群最高梳毛时间（狮尾狒为20%）。

第十章进化的伤痕

◆ 本书的核心论点围绕四大关键点：(1)灵长类动物的群体规模受限于该物种的新皮层面积；(2)由于类似的原因，人类的社交网络规模的上限约为150人；(3)灵长类社交梳毛的时间直接关系群体规模，因此梳毛对维系团体至关重要；(4)人类语言进化是为了替代社交梳毛，因为庞大群体中的梳毛需求多得让人无暇顾及，语言进化可以节省时间，让人更有效地运用时间进行社会交流。

◆ 进化历史在人类身体留下的诸多后遗症。从毫无用处的阑尾到直立行走带来的脆弱腰背，无不提醒我们的进化并非全然完美的过程。事实上，进化的过程华而不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类竭力追求面面俱到，想要实现的那些目标又互相矛盾。我们并非完美的生物，无法摆脱人类进化的伤痕。我们也不像18世纪的进化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上帝缔造的完美作品。

– 来自微信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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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 [英]罗宾·邓巴

book: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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