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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英国人的思想活跃和多样性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反宗教改革的正统思想以及迷信狂热相比时，即北美思想和首创性的力量与西班牙葡萄牙辖区的不满相对照时，我们就能理解其政治结果。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居民自己创造了他们的革命。他们反复酝酿，明确问题，向统治者发出挑战，直面冲突，当他们获胜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英国人在欧洲的一些仇敌——他们已经具有了一种自我意识，具有了经济上的追求以及国家的目的。
在拉丁美洲，独立并非源于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首创性，而是由于整个欧洲抗衡和争战这一背景下的西班牙及葡萄牙国内的弊端和命运不济。当西班牙证明自己无力统治海外的殖民地时，新大陆的强人们利用了这一空隙，夺取了政权，其间只遭到了零零星星的抵抗。独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临了，令那些除了更换主人别无他求的尚未成熟、定型的实体颇感意外。这种无政府的否定态度引来了穷兵黩武的军阀统治。难怪，19世纪的拉丁美洲史是阴谋、政变和反政变的恐怖史，这一切必然引起不安定、政府昏庸无能、腐败以及经济的停滞。
任何社会能否长期生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还是该在严肃的、持续的基础之上谋发展？答案是：这些地区不是“现代”政治单元。它们没有方向，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民族象征；因此就没有衡量其表现优劣的尺度，也不存在期望带来的压力。不存在公民社会。在社会上层，是一小撮无赖，受其原先殖民主人的教唆，肆无忌惮地抢掠财物；在社会的底层，黎民百姓踡缩一团，勉强糊口。可见，拉丁美洲的这些新的国家几乎无异于亚洲的专制主义，尽管有时候打着共和国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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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国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