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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往关于土地属性的学术讨论中，私有化导致土地兼并，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导致政治不稳定，可以说是一个在历史学和现实学术领域几乎被公认的经典命题，并且成为人们反对私有化的最为重要的现实理由。假设我们仍然承认这一命题在当代中国这个人口超大国家中的有效性，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场景中其实还存在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却往往被忽略的命题——以官本位为核心的资源运作方式和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对比态势，往往是农地被以另一种形式“兼并”的重要原因。相对于这种兼并，私有化对于农地的兼并，其过程可能更为缓慢，成本更为高昂，个体农民也相对更有能力抵御。
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掠夺，与其说主要是地主以经济名义所展开的市场性行为，不如说是国家以公共名义所发动的政治和行政性行为。往往正是通过公共的名义，国家可以在一个很短时间内迅速征集到大片土地。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权与土地属性均已发生质的变化，但是，在许多场合中，官民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博弈能力并未改变。
结果，反映在一个具体的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对土地就既无定价的权力（在集体的名义下，这一点甚至不如古代的私有），也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农民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在承认政府定价乃至于截留特权的前提下，以种种方式想方设法地让政府再提高一些补偿价格，或者在左右攀比之后，得到某种程度的公正感受就知足了。至于说到要与政府就地价问题展开谈判，那他们连想都不会去想。由此，我们得以完整地理解在不同场域之中农民的可怜与“可嫌”这一两极状态的转换关系，既然并不存在从体制内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特定状态下以某种体制外的手段和方式博利，便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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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