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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村主任这个湾子的情况，他说这个湾子有名的难缠，有百十号人，326亩土地，却只上报了170亩。
车东行，钱书记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激动之中：“你丈量他的土地吧，他说上面的精神是让农民自报，不允许丈量；你让他自己报吧，他就多种少报，荒一升报一斗：典型的刁民。这次补偿到了村里，不能先发，要先把他们该缴的公粮扣出来，否则又收不上来。”
宋正良也插话：“这些人也是吃硬不吃软，你真的把推土机开上去，强行开工，你看他敢不敢动，你看他要不要钱，他要都要不及。”
钱书记：“就是这个队长，在我那个湾子办了两个鸭场，占了村里的土地，已经有两年的承包费没交。他要办什么手续，对不起，一五一十地先给我把所有的东西结清再说。”
听了钱书记这话，我笑了起来。看来，我在双村看到的村干部与“大社员”的拉锯战在这里也一样存在。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似乎也是村里对付“刁民”唯一有效的办法，不怕你狠，就怕你不求我，等你求村里的时候，你就得听村里的摆布了，到时候，欠多少就得把多少，结清了账再谈要办的事。正式权力的制度化运作就这样转化为非制度化的运作，官—民之间的规范游戏转化成了民—民之间的非规范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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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