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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知道，立法定刑有所谓“法准”。班长打人并没有准则，早操跑步的时候，有人踩掉了前面列兵的鞋子。班长立刻把他揪出来，拿刺刀当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没有军人气概，要狠打。有人硬挺着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长激怒了。他一面用力打一面说：“你有种，你好汉，我一定要打到你哭。”后来挨打的人流下眼泪，班长打得更凶，一面说：“你哭，你哭，我一定打到你笑。”后来，唉，挨打的人一面挨打果然也一面笑出来，笑声凄厉，混合着哀伤、愤怒、绝望，完全不是人类的声音，我至今回想起来，毛骨悚然。
班长们常说，你的事到了我的手里，要多轻松有多轻松，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这叫“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多谢那些班长给我启了蒙、开了窍，五十年代的台湾，政府以“白色恐怖”安内，许多事不可以常情常理度量，我把千斤四两的心法传给好几位朋友，帮他们趋吉避凶。据说，殷海光教授听到这八个字，嗟叹久之，他把这八个字转换成学术用语，称为“不确定感”，并附以英文原名。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国民党用“不确定感”统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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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