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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兴亡过程差不多是这样的：
第一，一个最强暴力集团扫平所有抵抗者，取得了天下。这个集团的人就是帝国的统治者。
第二，统治者对老百姓征税。古代帝国是以农业为主，没有那么多商品交换，没有什么“双赢”“投资”的概念，这个财富被人拿走，就不是你的了。所以在赫勒敦看来，缴税是一种屈辱，是对暴力的屈服。
而为了维持征税能力，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百姓不被外人征税，帝国必须维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第三，军事力量会和纳税的百姓分开。这是关键的一步。
也许一开始的时候，古代帝国还有一些既是农民又是战士的人，但是到了一定时间之后，战士和农民将会分开。帝国会让纳税人解除武装。
这首先是为了帝国的安全。有武装的老百姓不容易压榨，万一惹急了容易出事儿。帝国将会逐步安排纳税人老老实实地从事生产、服务、经商、读书考试这样的和平事业。帝国的主流文化将是厌恶武勇、崇尚文弱的文化。
而这个分工会极大地促进帝国的经济繁荣。现在社会有良好的秩序，只要你老老实实缴税就能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你不需要练武也不需要操心跟周围哪个势力的关系好坏，你当个良民就行。
帝国中心的日子越过越好。
但是帝国仍然需要暴力啊，那暴力从哪里来呢？只能从边缘得到。
第四，帝国向边疆部落购买暴力服务。
古代帝国的统治力度亲疏有别，对于边界线以内，但是地处边缘地带的人们，帝国并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帝国不向他们征税，他们也享受不到帝国的繁荣。但是他们仍然掌握着暴力。
其实，“自然”条件下，古人都应该掌握暴力。中国的汉人并不是不能打，三国、南北朝时期的汉人都是骁勇善战的。后来不能打了不是因为失去了“尚武精神”，也不是因为没有马匹——而是帝国生活导致的。古代战争，如果是一个平时没有任何训练的人，不可能上阵就变得能打。等到帝国需要能打的人，就只能在边缘地带找。
有时候是边缘部落的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帝国武装，有时候是直接组成自己的武装。汉武帝打匈奴的部队里有很多匈奴人。后来匈奴人更是成了汉朝的重要防卫力量。唐朝后期也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的人。
宋朝的情况很特殊。北宋名义上是跟辽结盟，但是宋年年给辽进贡，辽事实上等于是给宋提供了屏蔽北方暴力的服务。同样，金事实上是被南宋收买了，如果搞得好，原本应该帮着南宋屏蔽蒙古。这样的安排使得宋的经济高度发达。只是宋没有坚持购买暴力服务的政策，一次联金抗辽一次联蒙抗金，都是自己作死。
清朝的情况更特殊，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华，而这个少数民族保留了自己的暴力功能，跟汉族人分开。
第五，帝国统治者自己的暴力能力逐渐消亡。
赫勒敦的说法是只需要三代人，一代40年，总共120年。第一代靠的是马上得天下，自然重视暴力。第二代坚持重视暴力只是为了不辜负第一代的重托。到第三代人，就已经失去暴力能力了。
那么这就必然迎来帝国的灭亡。
第六，边疆的暴力集团升级，夺取帝国的天下。
明朝的政策是在边疆让少数民族互相打，有时会专门扶植一个代理人，让他打其他所有人。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原本就是大明扶植起来的。
边疆部落的问题原本在于没有统一的领导，而努尔哈赤的崛起恰恰给了他们一个领导。于是边疆暴力集团形成了。
而这时候，因为帝国内部已经没有暴力能力，边疆攻打帝国会非常容易。同时打败了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阿拉伯人，总人口还不到50万人。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他们征服的人口是他们自己人口的100倍到200倍。
然后故事将会回到第一步，开始新一轮循环。
一个公司内部，对公司格局颠覆式的创新也常常是从边缘发起的。微信最早只是腾讯的一小部分人搞的一个小项目。现在手机业务是华为销售额的大头，而华为以前不是做手机的。阿里巴巴的金融服务也起源于阿里巴巴业务的边缘。
为什么我们把帝国和暴力的定义都改变了，暴力在边缘这个道理仍然适用呢？因为这里说的其实是对秩序的适应和打破。
身处帝国中心的人是秩序的受益者，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适应这个秩序，是如何让自己从这个秩序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没有打破秩序的意愿，也就没有打破秩序的能力，他们不掌握暴力。
如果帝国只依靠这样的人，那就终将灭亡。
而处在秩序边缘的人，因为无法从秩序中受益，他们自然就想建立自己的秩序，最起码也是无视当前的秩序。他们一心想要占领帝国的中心，他们充满进取精神。而因为他们不折腾就没有福利，他们非常愿意使用暴力，所以他们拥有暴力。
创新在边缘发生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不过我们还可以把暴力类比成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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