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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克里奥尔语的相似之处很可能源自大脑在童年用以学习语言的遗传蓝图。语言学大师诺姆·乔姆斯基早就指出，人类语言的结构非常复杂，小孩子不可能短短几年就学会，因此在儿童大脑中必然有一内建的语言学习线路。在语言学界，这个主张流传甚广，可以说是主流意见。举例来说，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子，2岁才开始使用单词。我写下这一段的时候，他们还不满4岁，可是已经精通大部分英语语法规则，而母语不是英语的成年人，在移民到英语国家几十年后，往往还不能掌握这些规则。我的儿子甚至在2岁以前已经学会分辨大人对他们发出的语音（刚开始的时候，这些语音在他们听来也是含糊笼统、殊不可解的），学会辨认构成单词的音节，以及学会将音节组与单词对应起来（虽然人在不同的时候，或不同的人，同一个字会有不同的发音）。
这类困难使乔姆斯基相信，正在学习第一语言的儿童，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这种语言的大部分结构已经内建在他们的脑子里了。于是乔姆斯基得出结论：我们生来大脑中已内建了一套“通用语法”，这套语法允许我们建构各种可能的语法模型，以涵盖真实语言的语法范围。这个内建的通用语法像是一组开关，每一个开关有好几个可能的位置。所以开关的位置最后可以固定，以契合孩子听到的语言的语法。
然而，比克顿比乔姆斯基更进一步，他主张我们不仅生来已内建了一套通用语法——一组可调整的开关，而且这组开关已经预先设定了一再在克里奥尔语语法中浮现的那些特征。如果幼儿学习的第一语言与预置的内建语法设定有冲突，那么预先的设定能够被修改。但是，如果幼儿学习的第一语言并不“正常”，是一种没有结构的皮钦语，那么克里奥尔语设定就会是幼儿长大后所说的语言的设定。换言之，克里奥尔语的语法特征就是天生的“普遍语法”的预先设定。
根据比克顿的看法，我们天生的语法设定就是学者观察到的克里奥尔语的语法特征。可是那些天生的设定会受幼儿第一语言的影响。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幼儿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听到的语言的语法特征，若与克里奥尔语设定符合，就很容易学会，若与克里奥尔语设定冲突，就很难（很慢）学会。这一推理可以用来解释母语为英语的孩子在学习表达否定时遇到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困难：他们坚持使用克里奥尔语式的双重否定，比如“没有人没有这个（Nobody don’t have this）”。同样的道理可以用来解释母语为英语的孩子在理解疑问句的排序时遇到的困难。
以后一个例子来说，普通的英语陈述句是克里奥尔语式的“主语—谓语—宾语”排序，如“我想要果汁”（I want juice）。包括克里奥尔语在内的许多语言在疑问句中保留了这一排序，只是通过改变声调加以区分［“你想要果汁吗？”（You want juice?）］。但是，英语中不是这样的，而是通过互换主语和谓语的位置［“你在哪里？”（“Where are you？”，而不是“Where you are？”）］或者把主语置于助动词（如“do”）和主动词之间［“你想要果汁吗？”（Do you want juice?）］。我和我的妻子在我们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使用语法正确的疑问句和陈述句来与他们进行日常交流，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正确的陈述句排序，但他们仍然使用错误的克里奥尔语式的疑问句排序，尽管我和我的妻子每天都为他们演示数百个正确的例子。今天马克斯和乔舒亚说的错误疑问句包括“Where it is？”“Where that letter is？”“What the handle can do？”，以及“What you did with it？”。就好像他们还没接受耳听为实的事实证据，因为他们仍然认为他们被预先设定的克里奥尔语语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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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黑猩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