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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都发生过独裁者对人民大范围的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被莫须有的罪名严刑拷打，判处死刑或者流放。有许多人就此从人间蒸发，再也找不着了，在苏联、拉丁美洲、非洲等地都发生过。凡是发生过这种事情的地方，都面临着如何对待过去参与屠杀的集团的问题。如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对残害人民的专制者加以惩罚，又怎么能防止以后的类似行为？所以一旦发生大批量的杀人事件，处理起来总是非常困难的。
在国际间发生的这类事件，有国际法可用，可以以残害人类罪起诉。但是在一国之内，只能援用本国法律，而国内法律一般没有针对这类罪行的条款。所以就得就事论事，个别解决。一般情况下，受害人总是要求严厉惩罚加害人，这样的结果难免冤冤相报，社会难以恢复到和平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不加追究，又不能防止以后类似事件的发生。起诉一个政权比起诉一个个人更复杂，因为政权是一个组织，牵连到众多的个人和单位。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各有各的责任。此时，解决的办法多半是只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就像整个文化大革命，虽然受牵连的人不少，直接参与的人也不计其数，但是就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而言，最后只追究了四个人，就是“四人帮”。其中对于个人只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追究政治责任。大规模罪行的主要责任者都是显赫的政治家，对他们起诉，与其说是为了报复，不如说是为了教育后人。所以要达到的目的是他们个人真诚地承认错误，做出最能表示改悔的行动。这样的要求虽然不高，但是对于过去在万人之上的领导人来讲，绝不是容易的事，必须经过内心的剧烈斗争，放下架子，当着大众的面忏悔。这样的事只有在原来的政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倒不是说这些人不可能良心发现，而是说良心只有在巨大压力之下才能被唤起。
对于受害一方来讲，虽然恢复正义的要求完全正当，但是万事有其限度，即使是追求正义也得有限度，过了头就会造成新问题。所以抱着宽容的心态是必需的。追究过去是为了将来，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往者不可悔，来者犹可追。我们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相当大的宽容态度，才有今日的繁荣。如果无穷无尽地追究过去，彼此纠缠，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从过去的斗争中缓过劲来，还有什么建设可谈？当然，宽容不等于文过饰非，不吸取过去的教训。否则，“文革”的灾难，大规模对人的侵犯，无缘无故地被整，可能会再次降临。应该说这种危险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还确实发生着。我们不得不为此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