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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四十九《阮瞻传》上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
这是后来王戎、王衍做了高官以后的事情。阮瞻是阮籍的从孙，也是一位清谈名士。“圣人”指孔子，“名教”即礼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老庄则以“自然”即行为的自由无羁与之分庭抗礼。“将无同”是当时的口语，即“大致相同”之意。阮瞻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大旨相同并行不悖的。王戎很赏识此语，就凭着这三个字将他聘为自己的掾属，故当时艳称为“三语掾”。
《世说新语·文学篇》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不过发问的是太尉王衍，回答的是阮瞻的从兄弟阮修。到底哪种记载正确，已无法确定了。但既然古人已把事情记混，足见王戎、王衍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
故事虽然简单，答语更仅寥寥三字，却涉及到中国思想史特别是魏晋思想史上的大问题，也难怪王戎、王衍如此看重。
早在先秦时期，礼法与自然便是几个主要学派争论的核心问题，既涉及到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也涉及到做人应世的态度。在那动荡不宁的时世，儒、法、道家各自开出拯时救弊的药方。儒家重礼，法家重法，道家重自然，都想平治天下，收拾人心。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教获得完全的胜利。汉末动乱以来，这个矛盾又突出起来。到曹魏正始年间，司马氏标榜名教以树立威望，暗中做篡位的准备。亲近曹氏的何晏、王弼宣称名教出于自然，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有暗中对抗司马氏的用心。所以何晏最终被杀，王弼以早卒幸免，不过他们也并未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将二者对立起来的是嵇康、阮籍。不管他们内心的想法到底如何，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便使二者处于水火不容之地，阮籍在实际生活中更做出许多有悖名教的狂怪举止，被当时和后世的礼法之士骂为名教的罪人，甚至比为桀、纣一类恶棍。王戎虽与嵇、阮同为竹林七贤，王衍虽号称放达名士，但从他们赞同“将无同”三字来看，可知他们的思想已与嵇、阮不同，与何、王也有差异。他们认为自然与名教是可以调和的，也没有本、末的分别。这是进入晋代以后普遍的社会思潮，以便协调儒、道的矛盾，协调名士放达与司马氏政权的矛盾。当时有位与王衍齐名的乐广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名教中自有乐地。”“乐地”就是生活的放任与快乐，这是在不违背名教的前提下也可以求得的。
不过在当时以至于整个两晋南朝，士人思想和言行的主流毕竟更倾向于“自然”，而不同程度地漠视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