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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走到顺治，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在这一甲子的时间中渐行渐远。“士农工商”的稳态社会结构维系着庞大帝国的运转，缓慢，却倨傲。而荷兰人开创的现代金融体系，却成了真正开启“新世界”的钥匙。每次想到这个历史的分岔路口，我总是忍不住要问自己一个类似“李约瑟之谜”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和现代金融告别？为什么是在那么稚嫩脆弱的滨海小国（荷兰）产生了现代金融的萌芽？
顺着金融的本质特征，我尝试着去理解和回答自己的问题。现代金融与传统借贷的一个区别在于以流动性为核心的信用创造。通过（金融）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线状的借贷关系被发展成网状（或者更复杂）的“金融关系”，从而创造出巨大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信用的再生和传递。一切金融交易和创新都是基于这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的稳定生态所依赖的基本元素有二：一是清晰的产权和产权保护；二是产权保护的法律能得以顺畅执行。
万历十六年成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缘际会，恰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恶劣的地理环境（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在海平面以下）迫使最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转向以海上贸易为生，商人传统根深蒂固。从国家建立伊始，商人阶层就占据主要地位，对于产权保护的要求一直是立法和政权最基本的诉求。另一方面，联省共和国的各个小城市之间的关系非常独立和平等，一直处于极度松散的政治体系之下，也因此就容易达成一种制衡的国家立法体系，不会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时不时有贵族特权势力将均衡打破。地理、历史、人文，或者还有一些偶然的因素，造就了荷兰和现代金融的这段渊源。
而同期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因缘际会，中央集权与王权的趋势正在走向巅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产权，更无从谈及产权保护，没有了产权保护，交易和信用都是奢侈品，即使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足以支持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