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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银行更深层的讨论是关于它的“合法性”，也就是，联邦政府组建银行的行为是否违宪。自宪法诞生之日起，对宪法的解释就分成了两派。一是“狭义派”，一是“广义派”。“狭义派”认为，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宪法的明示，只要宪法上没写，你就不能做。“广义派”说，政府不仅拥有宪法明示的权力，还拥有“暗示”或“引申”的权力。当初，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合作《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他们俩都是“广义派”领袖，他们的精彩论述使这部文集成为对宪法最权威的注解。如今，麦迪逊的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一夜之间成了“狭义派”掌门人。他与汉密尔顿的对话是这样的：
麦迪逊：你就是把宪法翻烂，也找不到半个字说政府有权建立银行。汉密尔顿：请看第一条第八款，不要告诉我你从来没听说过“必要与适当条款”。麦迪逊：“必要与适当”不等于滥用权力。汉密尔顿：你想听听你自己三年前是怎么说的吗？
为了给“宪法之父”添恶心，汉密尔顿让他的一个议员朋友在众议院的辩论中当众朗读《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对若干州的权力的限制》中那段著名的文字。这一篇是麦迪逊的杰作，淋漓尽致地解释了“必要与适当条款”，至今仍被史学家和法学家频繁地引用。当时，虽然大家都知道《联邦党人文集》出自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手笔，但具体哪一篇是谁写的还是“绝密”，两人都守口如瓶。汉密尔顿并没有告诉朋友那段文字的作者，只是让他念一下而已，个中滋味只有麦迪逊明白。麦迪逊的脸让汉密尔顿的“恶作剧”气得红一阵白一阵的，又不能破口大骂：“这是哪个混账王八蛋写的？”
这段闪闪发光的经典语录是：“在法律和推理中，最清楚不过的公理是，当（政府）需要达到某种终极目标，它就应该被赋予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当政府被授予某种广泛的权力，它也就获得了所有与实施此权力相关的具体权力。”
用白话说就是：你想让政府办事，就得给政府权力；你想让政府办大事，就得把办跟这件大事有关的那些小事的权力也给政府。比如，宪法明文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征税，有权发行货币，但没说政府有权建立银行。那么，征来的税存在哪？怎样才能统一调配？怎样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发行统一的货币？干这些事当然需要国家银行。所以，建银行这个“小权力”是附属于征税和发行货币这些“大权力”的。你想让政府顺利履行宪法“明示”的权力，就必须赋予它与“明示”的权力相关的“暗示”的权力。这种“暗示”的权力就是“必要与适当”的权力。如此这般，国有银行一点也不违宪。
“联邦政府之父”和“宪法之父”之间的这场争论谁对谁错、谁输谁赢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宪法“画龙点睛”式的阐述为后世留下了享之不尽的财富。后来，第四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就是用“必要与适当条款”来确立联邦政府的权威的，他引用的就是政府建立国有银行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