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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皮里亚文（Irving Piliavin）和他的同事后续的实验支持了我对野营地经历的推测。在他们的实验中，一名实验人员的帮手在纽约的一辆地铁车厢里蹒跚而行，当着其他几个人面倒在了地上。“受难者”躺在火车的地板上，盯着天花板。在不同情境下，这个场景重复了103次。最显著的结果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自发地向受难者提供了帮助，特别是当受难者看起来明显生病时；在 95%以上的试验中，有人立即提供了帮助。即使受难者拿着一个酒瓶，浑身散发着酒臭味，他也在50%的试验中第一时间得到了帮助。与达利和拉塔纳实验中被试的行为不同，地铁列车上人们的帮助行为不受旁观者数量的影响。人们在拥挤的火车上（在那里可能有责任的扩散）和在几乎空着的火车上一样，经常会迅速地提供帮助。
尽管纽约地铁里的人们所处的环境与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环境完全不同，但地铁和野营地有两个共同点：（1）人们乘坐的是同一节地铁车厢，由此而产生了共命运的感受；（2）他们与受难者处于面对面的情境之中，并且不可能迅速离开那里。
什么条件下会导致冷漠抑或利他主义更有可能发生呢？一定是在“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被清晰地激活、人们与受害者处于面对面的情境之时。当缺乏这类条件时，人们会快速地、经常是无意识地评估自己是否应该参与其中：情况的确很严重吗？是否需要我本人去干预？提供帮助对我而言是困难的，还是代价甚高的？我的帮助会让那些受害者受益吗？我能轻易地离开吗？你对这类情境的反应，将取决于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