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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是一位喜欢打自己3岁妹妹的5岁男孩的父亲。你试图跟男孩讲道理，但是没有效果。所以，为了维护你小女儿的幸福，让你的儿子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开始对他的攻击行为加以惩罚。作为家长，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些惩罚形式：从极其轻微（严厉的表情）到极其严厉（揍屁股、强迫男孩在角落里罚站两个小时、让他一个月不看电视）。受到的威胁越严重，这个男孩就越有可能在你的监视下收手。但你一转身，他便可能又会去打他的妹妹。
当然你也可以采取一种轻度威胁。在两种情况下（严重威胁或轻度威胁），孩子都会体验到失调。他知道他没有在打他的小妹妹，他也知道他真的喜欢打她。当他有冲动打她但又没有这么做时，他会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打我的小妹妹？”在严重威胁情况下，他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一种充分的外部辩护的形式：“我没打她是因为，如果我这样做，那边的野兽（我父亲）会揍我屁屁，罚我站在墙角，一个月不让我看电视。”严重威胁给了男孩足够的外部理由，从而不会在监视状态中打他的小妹妹。
处于轻度威胁状态的孩子也会感受到失调。但是当他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打我的小妹妹”时，他没有一个好的答案，因为威胁是如此轻微，它所提供的理由并不充分。孩子没有做成他想做的事——虽然他有理由不去做，但他缺乏充分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继续体验到失调，但是他不能仅仅通过抱怨受到严重威胁来减少失调。男孩必须为他没有攻击自己的小妹妹找到某种理由，最好的方法就是努力说服他自己：他真的不喜欢打自己的妹妹，他一开始就不想这么做，而且打小孩子也不好玩。威胁越不严重，外部理由就越少；外部理由越少，对内部理由的需要也就越大。允许人们有机会形成自己的内部理由，可以帮助他们形成一套永久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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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动物